為了穩定物價、增加財政收入，王莽效仿漢武帝的“均輸平準”政策，推行“五均六筦”。“五均”是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設立“五均司市師”，負責調節物價：物價低於成本時，由官府按成本價收購；物價過高時，由官府平價出售，防止商人囤積居奇。“六筦”則是將鹽、鐵、酒、鑄錢、名山大澤開採、五均賒貸六項經濟活動收歸國家壟斷經營。

這一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完全變了味道。王莽任命的“五均司市師”大多是富商大賈或貪官汙吏，他們與地方豪強勾結，不僅不調節物價，反而故意抬高物價，然後以“平價”之名低價收購百姓的貨物，再高價賣出，從中牟取暴利。而“六筦”的壟斷經營，更是讓百姓苦不堪言——鹽價被抬高十倍，鐵製農具質量低劣卻價格昂貴，百姓買不起鹽、用不起農具，只能忍飢挨餓。

更糟糕的是，王莽為了確保“五均六筦”的推行，規定凡違反政策者，輕則罰款，重則判處死刑。僅因“私販鹽鐵”被處死的百姓，就多達數萬人。百姓怨聲載道，紛紛感嘆“新朝不如舊漢”。

王莽在位期間，共進行了五次幣制改革，每次改革都以失敗告終，最終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第一次改革（始建國元年，西元9年），王莽廢除西漢的五銖錢，發行“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三種新幣，其中“一刀平五千”的價值相當於五千枚五銖錢，而其實際重量僅為五銖錢的兩倍。這種“虛值貨幣”的發行，本質上是對百姓財富的掠奪——百姓用五銖錢兌換新幣，無異於被官府盤剝。

此後，王莽又多次更改幣制，先後發行了“小錢直一”“麼錢一十”“幼錢二十”等二十餘種貨幣，貨幣種類繁多，換算複雜，百姓根本無法辨別。到了新朝末年，物價飛漲，一石米的價格高達二千錢，是西漢末年的數十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新政的失敗，讓新朝的統治搖搖欲墜。與此同時，天災也接踵而至——天鳳元年（西元14年），關中地區發生大旱，糧食顆粒無收；天鳳三年（西元16年），長江流域爆發洪水，淹沒大片農田；天鳳四年（西元17年），全國範圍內爆發蝗災，蝗蟲所過之處，莊稼盡毀。

天災人禍之下，百姓走投無路，紛紛揭竿而起。天鳳四年，荊州南陽郡（今湖北棗陽一帶）的饑民聚集在綠林山（今湖北大洪山），推舉王匡、王鳳為首領，發動起義，史稱“綠林軍”。綠林軍提出“殺王莽，復漢室”的口號，得到了百姓的廣泛響應，短短數月，起義軍就發展到數萬人。

王莽得知綠林軍起義後，起初並未重視，認為不過是“小股盜賊”，只派了少量軍隊鎮壓。但綠林軍戰鬥力極強，多次擊敗官軍，甚至攻佔了南陽郡的多個縣城。地皇二年（西元21年），王莽終於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派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率領十萬大軍前往鎮壓。

官軍抵達南陽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而綠林軍則紀律嚴明，愛護百姓，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援。地皇三年（西元22年），綠林軍在成昌（今山東東平）與官軍展開決戰，最終擊敗官軍，廉丹戰死，王匡逃走。經此一役，綠林軍聲威大震，各地起義軍紛紛前來歸附。

同年，另一支起義軍“赤眉軍”在山東爆發，首領樊崇率領起義軍轉戰山東、河南一帶，隊伍迅速發展到數十萬人。綠林軍與赤眉軍遙相呼應，形成了夾擊新朝的態勢。

地皇四年（西元23年），綠林軍擁立西漢宗室劉玄為帝，改元“更始”，建立“更始政權”。劉玄即位後，任命劉演為大司徒，劉秀為太常偏將軍，率軍攻打宛城（今河南南陽）。王莽得知後，驚恐萬分，派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率領四十二萬大軍，號稱“百萬”，前往宛城鎮壓，妄圖一舉消滅綠林軍。

官軍行至昆陽（今河南葉縣）時，與劉秀率領的數千綠林軍遭遇。王尋、王邑自恃兵多將廣，根本不把綠林軍放在眼裡，下令將昆陽城團團圍住，晝夜攻打。劉秀見官軍輕敵，親率十三名騎兵突圍，前往定陵、郾城調集援兵。隨後，劉秀率領三千精銳騎兵，迂迴到官軍後方，突襲官軍大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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