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庚寅，太傅司馬孚、大將軍司馬昭、太尉高柔、司徒鄭衝等人齊聚朝堂，神色凝重地向太后上奏。他們紛紛跪地，稽首說道：“臣等聽聞宮中詔令，已故高貴鄉公曹髦悖逆不道，自己陷入大禍之中。依照漢昌邑王因罪被廢的舊例，應以平民的禮節安葬他。臣等身居高位，卻沒能匡正挽救這場禍亂，遏制奸逆之人，接到詔令後，心中震驚恐懼，肝腸寸斷。按照《春秋》的大義，王者以天下為家，並無外域之分，然而書中記載‘襄王出居於鄭’，這是因為襄王不能孝順母親，所以被視為失去了王位。如今高貴鄉公肆意妄為，圖謀不軌，幾乎危及社稷，落得如此下場，實在是被人神所棄。以平民之禮安葬他，確實符合舊有的典章制度。但是，殿下您仁慈之心過於深厚，雖然秉持大義，卻仍對他心懷憐憫。臣等心中實在不忍，認為可以施加恩典，用王禮安葬他。”太后思索片刻後，最終還是聽從了他們的建議。

據《漢晉春秋》記載，丁卯日，高貴鄉公曹髦被安葬在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葬禮上，送葬的車輛寥寥無幾，也沒有設定彰顯身份的旌旗。百姓們紛紛聚集在一起觀看，有人嘆息道：“這就是前幾天被殺的天子啊。”還有人忍不住掩面哭泣，悲痛萬分。但臣松之認為，如果只是用這麼簡單的葬禮規格，又怎能算得上是王禮安葬呢？這大概是因為人們厭惡曹髦，所以才會有這樣誇張的說法，實際情況或許並沒有這麼嚴重。

在安葬曹髦之後，朝廷又開始著手安排新君即位的事宜。太后派遣使者持節，讓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前往北方，迎接常道鄉公曹璜，準備讓他繼承明帝的皇位。

辛卯日，諸位公卿再次向太后上奏：“殿下您聖德昭昭，恩澤遍佈天下，安定了四海。然而，如今您釋出的命令仍稱‘令’，與藩國相同，實在不足以彰顯您的尊貴地位。臣等懇請，從今日起，殿下令書皆改稱‘詔制’，就如同先代的慣例一樣。”

癸卯日，司馬昭一如既往地堅決推辭相國、晉公以及九錫之禮這些至高無上的賞賜。太后見狀，下詔道：“有功之人不應隱藏功績，這是《周易》所闡述的大義；成人之美，也是古代賢能之人所崇尚的品德。如今就聽從你的堅持，將你的表章公佈於外，彰顯你的謙遜美德。”

戊申日，司馬昭向太后上奏：“當日，高貴鄉公率領著跟隨他計程車兵，拔刀擊鼓，衝向臣的駐地。臣擔心雙方兵刃相接，造成更大的傷亡，於是立刻下令將士不得傷害任何人，違令者將以軍法處置。可是，騎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濟卻突然衝入隊伍，傷害了高貴鄉公，導致他喪命。臣已將成濟收押，按照軍法處置。臣深知，為人臣子，應當忠誠不二，侍奉君主，不能逃避危難。之前變故突然發生，如同扳機一觸即發，臣本想以死扞衛，聽從您的一切裁決。然而，臣得知他們的陰謀竟是要危及皇太后，顛覆宗廟。臣肩負重任，心中只想著安定國家，害怕即便自己死了，罪責也會更加沉重。臣本想像伊尹、周公那樣，運用權力來平息國家的危難，於是不斷下令，嚴禁將士靠近皇帝的車駕。可成濟卻突然衝入陣中，導致了這場大變故。臣心中悲痛萬分，五臟六腑彷彿都要撕裂開來，真不知道該如何贖罪。按照法律，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其父母、妻子、兒女以及同胞兄弟姐妹都要被斬首。成濟兇惡悖逆，擾亂國家法紀，罪不容誅。臣已下令讓侍御史將成濟的家屬收押，交付廷尉，依法定罪。”

據《魏氏春秋》記載，成濟兄弟得知自己將被治罪後，並不立即伏法。他們袒露著上身，爬上屋頂，口中大罵，言語極其粗俗悖逆。士兵們無奈之下，從下面射箭，才將他們射死。

太后接到司馬昭的奏報後，下詔道：“五刑之中，最嚴重的罪行莫過於不孝。一個人若是有兒子不孝，尚且要告官治罪，曹髦這樣的人，又怎能再被視為君主呢？我只是個婦人，不太懂大義，原本以為成濟的行為不至於被定為大逆不道。但是，大將軍言辭懇切，態度悲痛，所以我就聽從你的奏請。將此事通告遠近，讓大家都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

另有《世語》記載，當初在青龍年間，石苞在長安賣鐵時，得以拜見司馬懿，司馬懿很賞識他。後來，石苞被提拔為尚書郎，歷任青州刺史、東 東將軍。甘露年間，石苞入朝，準備返回駐地時，向高貴鄉公曹髦辭行，在宮中停留了一整天。司馬昭派人邀請石苞前去相見，問他：“為什麼停留這麼久？”石苞回答：“曹髦不是尋常之人。”第二天，石苞出發前往滎陽，幾天後，就發生了曹髦被殺的變故。

六月癸丑，洛陽城中，新帝即位前的籌備事宜正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太后頒佈詔令：“古代的君主，他們的名字講究難犯而易諱。如今常道鄉公的名字太過難避，眾朝臣可廣泛商議，提出更改建議，然後上奏於我。”這道詔令一下，朝堂之上頓時議論紛紛，大臣們紛紛開始思索合適的更改方案。

即將登基的陳留王名叫曹奐，字景明，他是武帝曹操的孫子，燕王曹宇的兒子。甘露三年（西元258年）時，他被封為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曹髦突然離世後，公卿大臣們經過商議，一致決定迎接曹奐繼承皇位。

六月甲寅，曹奐踏入洛陽城。他身著華服，神色莊重地前去拜見皇太后。就在這一天，曹奐在太極前殿正式登基稱帝。為了彰顯新帝的恩澤，曹奐當即宣佈大赦天下，更改年號，並根據百姓的不同情況，賜予他們爵位、穀物和布帛。一時間，洛陽城中百姓歡呼雀躍，都對新帝的統治充滿了期待。

景元元年（西元260年）夏六月丙辰，朝廷為了表彰司馬昭的功績，打算再次晉升他為相國，封晉公，不僅增加了兩個郡作為食邑，使食邑總數達到十個，還準備賜予他九錫之禮，一切都按照之前的詔書執行。同時，司馬昭家族中那些尚未封侯的子弟，也都被封為亭侯，還賞賜了千萬錢財和萬匹布帛。面對如此豐厚的賞賜，司馬昭依舊堅決推辭，經過多次謙讓，才暫時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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