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反覆強調了，只能在群眾百姓有需求的時候，我們才能介入進去開展和引導集體化的運動，我們的集體化運動，總的來說還是要遵循‘自願互利，民主管理’的原則……”侯俊鋮細細的分析道：“以行政手段干預群眾百姓的自組織程序，依靠政治強制實行的高度組織化，本身是與目前階段的經濟發展規律相沖突的，是我們透過消耗行政資源、政府信用，強行干涉和平衡自然經濟發展規律，以維護一部分人的權益。”

“這種行為，是要消耗大量的資源和精力的，我們和自然規律的衝突越大，消耗的資源、人力和精力也越大，一旦我們完全違背的自然規律，那我們以行政手段強制執行和推動的集體化，就一定會維持不下去，最終走向崩塌！”

“其次，至關重要的一點，我們所領導的集體化必須建立在群眾百姓具有集體化需求的地區，最好的是其本身就有群眾百姓的自組織，再以我們的集體化組織去替代群眾百姓的自組織。不能直接就全面的推廣，江南地區工商業發達、土地肥沃經濟發達，群眾百姓本來就相對比較富足，而且還有大量的本身就具有集體化傾向的經濟作物種植區，其集體化的程序走的比別人早，我們在這裡進行大規模的集體化改造，自然是可以的。”

“但有很多地區，受限於地理、環境等因素，生產力相對落後，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還沒有完全破產，甚至於剛剛進入小農經濟之中，就比如江西，作為我們最老的根據地，贛南山區，特別是那些少民聚居的地區，甚至剛剛擺脫奴隸制或農奴制，亦或者像福建山區那樣，許多村寨被群山阻隔，有可能一個村子裡就七八戶人，跟另一個村子隔著好幾座山，合作經濟都搞不起來，更不用說集體化了。”

“其次，我們的集體化組織，雖然具有一定的政治屬性，但其本身還是一個經濟組織，是不能取代我們的基層組織和行政機構施行政策政務的，我們不能搞政社合一的強制性、暴力性的集體化組織，還是要遵從群眾百姓的意願，是透過保護窮苦大眾的經濟利益、限制富裕階層的經濟擴張，達到政治上不會被經濟發展帶偏的目的，而不是要以政治取代經濟！”

“因此我們的集體化組織，不能搞強制性的剝奪改造，也不能限制群眾百姓的入社和退社自由，我們要透過將集體化組織正規化、秩序化、穩定化、規模化，使群眾百姓在我們的集體化組織中，遠比在其自組織的各類組織中獲益更多，因此自發的擁護我們的集體化方針和程序，就像我們的合作經濟好過小農經濟，老百姓們就主動拋棄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擁護合作經濟一樣，而不是透過強制的行政指令，強行將集體化壓在老百姓的身上，不參與進來，就當作敵對分子對待！”

“集體化過程，必須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不顧群眾百姓的意願和當地農業實際情況，認為集體化就是好的，以行政手段強制執行‘大’而‘公’的組織形式，不僅完全違背自然規律、極大違背群眾百姓的意願，而且這樣的生產關係超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做法，非但不能使兩者相輔相成，反倒會引發災難性的後果！”

侯俊鋮並不是在危言聳聽，另一個時空裡歷史上那段時期他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但後世的研究實在是太多了，留下的經驗教訓深深刻在他的腦子裡。

早期的公社化發展和他如今面臨的情況如出一轍，也是群眾在建國後發展經濟和基礎建設的需求下，農民高度組織化下的勞動力統一調配的自然選擇下，出現了自組織走向集體化的傾向，合作社由小並大、農民組織規模迅速擴大，但這卻讓上層錯誤的認為全國性、大規模集體化的條件已經成熟，開始全面推進公社化運動，甚至於準備“小步快跑”，一步登天的達成最終目標。

在公社化過程中，政治上公社完全取代基層組織和行政機構，對工農商學兵等社會各階層進行統一管理；經濟上原本合作社的公共財產、積累、儲備糧統統收歸公社所有，自留地、社員私有財產也一律沒收充公，搞“一併三收”、“割資本主義尾巴，施行大寨制，以平均主義代替按勞分配；生產上搞“大兵團作戰”，生活上則大辦公共食堂，基層極端非自組織化。

這種公社化運動完全脫離了群眾覺悟、現實農業發展狀況和幹部的實際管理水平，導致生產決策中瞎指揮、生產勞動中“一窩蜂”、生產措施“一刀切”，生產經營管理極為混亂，而且本來是源自於最佳化資源和勞動力調配而產生的集體化，在這種脫離實際的極端非自組織化的形態下，反倒導致資源配置效率嚴重降低，且本來因為群眾需求而興起的集體化運動，又因為私有財產的剝奪和分配無激勵的大寨式分配製度，遭到了群眾的抵制和反對。

這種本來是為百姓謀福的公社化運動，反倒對生產產生極大破壞，群眾生活陷入困難，農業生產長期徘徊不前、大多數農村人口處於半飢餓狀態，實際上，在公社化運動的中晚期，就已經在開始清除公社化運動中“左”的錯誤，在堅持公社體制下推行承包管理制，同時鼓勵社員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發展多種經營，實際上就是在糾正之前“小步快跑”的問題。

當然，再之後公社制崩塌，直接回到“包產到戶”的小農經濟的回頭路上，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但既然有歷史經驗擺在前頭，同一個坑侯俊鋮自然是不會再踩進去：“總而言之，我們的集體化程序，依舊是要為最廣大的群眾百姓服務，讓他們受益，因此對於群眾的思想問題，我們還是要以引導和改造為主，而不能直接粗暴的強制命令群眾百姓們該怎麼做，思想問題思想解決、經濟問題經濟解決，任何問題，只有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才能徹底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