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這人早在蘇軾此次回京之前就被召回了京城再次出任言官。這其實也算是宋朝官場的一大特色，一個言官越是敢於直言以諫就越是為世人所稱頌，倘若因為上疏言事而被外貶或重貶反而能讓其以“忠直”名滿天下。陸游的外公唐介當御史的時候就是因為敢於當面罵皇帝和宰相而名動天下，而他最初雖然被遠貶嶺南但最後還是重回京城並在後來官居參知政事從而位列兩府重臣之列，所以賈易能夠重回京城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相信蘇氏兄弟在為他們的重聚和高升而舉杯相慶時，他倆的脖子後面定然會感覺有一股冷風一掠而過，原因就在於賈易的那雙眼睛在時刻地注視著他們。如果說賈易能夠就事論事倒還好說，可問題就在於這個人在私德和修養上有著明顯的瑕疵。說白了，他和蘇軾之間完全就是私仇和私怨，在他看來正是蘇軾導致了他的老師程頤和他自己當初雙雙罷官並被趕出了京城，而蘇軾的所作所為也被他視為奸邪之舉，於公於私他都得把蘇軾當成一生的死敵加以好生照看。蘇軾如果能夠一直待在外地做個地方官，那麼賈易或許還不會咬著蘇軾不松嘴，但只要蘇軾敢出現在賈易的面前定然會被咬得渾身冒血。

以上的這三條故事線並不是單獨存在，無論是時間節點還是參與其中的人，他們都是揉在一團的，因而說這是一團揉成球狀的亂麻其實一點也不誇張。比如說楊畏這個人，他同呂大防和劉摯都交情深厚，兩人對他也都有知遇和提攜之恩，可在暗地裡他卻幫著呂大防的人在暗中蒐集劉摯的黑材料。同時，楊畏又被指責是蜀黨的重要成員，其自身也是主動去往蘇轍的身邊靠，如此一來他跟同在御史臺為官的賈易也就成了死對頭。

總而言之，西元1091年的大宋朝堂雖然表面平靜，但實則暗流洶湧，各方勢力不動則已，一動就是分出成敗輸贏的生死局。

到了這年的八月，各方的終極決戰終於打響了！

這一戰率先開炮的還是賈易，他一紙奏疏呈上，其目標直指蘇軾和蘇轍。在這份彈劾奏疏裡，賈易先是攻擊蘇轍早年在制科考試的試卷裡攻擊仁宗皇帝，然後他又戴著有色眼鏡把蘇轍近些年的所作所為加以刻意渲染，最後他給蘇轍定下了數宗大罪：暗結朋黨、欺君罔上、陷害忠良、打擊異己、鑽營取巧、附會大臣。

相比之下，蘇軾就更慘了。賈易不但將烏臺詩案舊事重提並以此指責蘇軾目無君上，而且還將蘇軾在擔任翰林學士期間的種種所為進行了一番體無完膚式的批判。最重要的是，除了這些陳年舊事，賈易還透過這大半年的苦心收集拿出了一份有關於蘇軾的新鮮乾貨：他將蘇軾這兩年在杭州為官時的種種“劣跡”逐一拿來批判，比如說作詩誹謗先帝和朝廷、橫徵暴斂、妄興水利、施行苛政、嚴刑峻法。

據此，賈易總結道 ：“蘇軾和蘇轍其本質和心性就是戰國時期的縱橫家，這二人實乃顛覆江山社稷的傾危之徒。他們兄弟倆的最終目的就是想兄弟專國，然後將一眾蜀川同黨分別安插在各個重要的職能部門以此把持朝政。如果朝廷任由這二人繼續猖狂下去，那麼宋朝遲早會毀在這兩人的手裡，這二人純粹就是宋朝版的李林甫和楊國忠。”

還不等蘇轍和蘇軾上疏自辯，新任御史中丞趙君錫也跟著上疏彈劾蘇軾在杭州期間為政有失。面對政敵的突然大舉發難，蘇氏兄弟的表現截然不同。蘇轍一如既往的生猛和強硬，他拿起刀筆用文字的方式拳打賈易腳踢趙君錫誓要跟對方分出個勝負，可蘇軾卻失去了好鬥的心性，他雖然也上疏自辯但同時也主動申請再次將自己出京外放。

相比當年，蘇軾這次回京之後已經變得相當低調。在此期間他幾乎就沒有針對朝政發表過任何言論，更沒有想著要如何指點江山並以此造福百姓，他只是老老實實地每天到翰林院去打卡上下班，生怕自己會做出什麼出格的事繼而讓政敵抓住把柄從而禍及此時已貴為兩府大臣的弟弟蘇轍，但即使如此他也還是被賈易給揪出來一頓暴打。

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蘇軾這一次主政杭州的兩年堪稱其宦官生涯裡政績最為突出的時期。在杭州期間，他賑濟災民、減免賦稅、興修水利，其功德之盛以致當地百姓無不對其感恩戴德，史稱其“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但蘇軾的這一樁樁惠及萬千黎民的善政到了賈易的嘴裡卻全都是禍國殃民之舉並對其加以瘋狂地攻擊。面對這種如此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行為，蘇軾不知道自己是該勃然大怒還是仰天大笑，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就此徹底地對政治和仕途感到心灰意冷。

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王安石的這句詩或許會被蘇軾大加讚賞，但這絕不是蘇軾本人心性的寫照。作為佛道兩家培養出來的高徒，蘇軾做事向來不會刻意去追求一個極致，更不會一條道走到黑。既然這大宋朝的頂級官場已經汙濁至此且容不下自己，而他也對政治鬥爭的兇險和政治傾軋的骯髒感到煩不勝煩，那麼他唯有再次請求外放才能讓自己重獲身心的安寧。

此事最終以蘇軾和賈易的雙雙罷職而告終，賈易也就此再度以自爆的方式與蘇軾“同歸於盡”。賈易被罷為廬州知州，蘇軾則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御史中丞趙君錫也因為在此事上涉嫌誣告而被罷為吏部侍郎並出知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