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變法運動中保守派的代表和旗幟性人物，呂公著這次回京擔任帝師可謂是開了保守派領袖在朝堂復辟的先河，高滔滔還特意說明此舉是為了尊重神宗生前的意願，言外之意就是這並非是她本人的意願。既是如此，那你高老太太怎麼不把司馬光也一起叫回來給神宗當老師呢？你不是要尊重神宗生前的意願嗎？那為什麼只選擇性地尊重一半呢？

高滔滔可不傻，此時把司馬光放在京城外面負責打野才是保守派對變法集團最佳的進攻方式，唯有如此司馬光才能將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火力集中到一起向京城裡的變法派猛烈開火。反之，如果把司馬光召回京城給小皇帝教書，那他司馬光可就被綁住了手腳，單是天天圍著小皇帝轉悠就足夠把他累個半死，如此他又哪裡還有時間和精力去向變法派開戰呢？高滔滔現在不需要那麼多的教書匠，她需要的是為她搖旗吶喊衝鋒陷陣的急先鋒。於是乎，本是神宗為司馬光準備好的那個侍讀的位置就被孫覺給頂替了，而孫覺同樣是當年因為激烈反對新法而被貶十餘年的保守派領袖級人物。

在接到朝廷任命自己為陳州知州的詔書後，按照司馬光自己的說法，他自己一把年紀本是無意過問政治，可既然太皇太后這麼器重他，那他只好“萬死不辭”併火急火燎地就跑到陳州去上任了。上任之後，司馬光可沒去想什麼治理地方造福百姓，他提起筆就又是一份奏疏，而他所說的內容還是之前的陳酒，那就是請求皇帝陛下廣開言路以澄清當前的政治輿論環境：臣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

司馬光的這個行為只能證明一件事，那便是他之前提議的“下詔言事”之舉確實遇到了阻力，那麼這阻力又來自哪裡呢？當然是掌握朝政的變法派。這些人不是不敢讓朝廷下詔言事，而是擔心保守派會趁機發動群眾大做文章，我們曾經說過利用並發動群眾是政治家的一項為自己謀取利益的拿手絕技，這一點局中人都心知肚明。高滔滔當然舉雙手贊成司馬光的提議，可這種事她卻沒有辦法繞過三省直接下聖旨，而只要宰執集團對此持保留意見，那麼這道聖旨高滔滔就發不下去。

如此可見司馬光是多麼的具有先見之明，他早就預料到這事會遇到阻力並給這些人提前準備好了一頂奸邪小人的大帽子。他為什麼就這麼聰明呢？因為他比誰都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做什麼，換了是他是當政的變法派也會對此暴跳如雷。這下我們應該知道司馬光為何不急著回到京城了吧？他是要率領大軍攻城的，城破之後他才會帶著自己的軍隊徹底佔領京城，而高滔滔就是他在城裡的內應。

兩次上奏都石沉大海並沒有讓司馬光氣餒，他在幾天之後再又火力全開地上了一道力度空前的奏疏，而這堪稱司馬光號召同仁一起向變法派和新法發起總攻擊的一篇戰鬥檄文。在這份篇幅超長的奏疏裡，其政治身份只是一個陳州知州的司馬光儼然是在以一個宰相的姿態在指點江山，這份奏疏同時也可以看成是他提前為自己準備的宰相就職演說或宣言。對此，我們在這裡也必須要分段解說才能窺其精髓於一二。

首先，司馬光總結了自變法以來的天下大勢以及他對當下形勢的看法：先帝聰慧過人並立志於富國強兵，這些都沒錯，可他錯就錯在所託非人。先帝當國期間因為誤聽讒言導致奸人當道致使國家法度大變，天下為之群群騷動。不但如此，奸邪們還慫恿先帝對外四處開戰，常年用兵導致大宋損兵折將無數且生靈塗炭以百萬計，但戰爭非但沒有讓四鄰的蠻夷臣服，反而還導致蠻夷暴起邊關震盪不止。面對國家如此局面，臣每念及於此無不失聲痛哭。然而，先帝受矇蔽已深卻不知其中緣由更不知悔改，這直接導致先帝在憂懼之中含怨而去。如今新帝繼位，太皇太后體國家和民生之艱難下詔與民休慼，但臣覺得這些還遠遠不夠，眼下最為禍國害民且有百害無一利者當屬保甲、免役、將官三法，這三者應該儘快廢除。

這是司馬光第一次公開表明自己想要廢除所有新法的志向和決心，這對於宋朝來說無疑是一場超級地震。新法已經在全國施行了十餘年，整個國家也已經在新的運轉模式下開始釋放和散發出勃勃生機與活力，可司馬光卻要來一次全盤否定，這無異於將一塊火熱的生鐵放入極寒的冰水之中。或許我這個比喻很不恰當，那麼我們不妨試想一下：如果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某人突然要推倒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面旗幟，然後帶領我們重回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模式，你能想象這會是怎樣的一種場景嗎？

考慮到推倒新法必然會遭到變法派以及新興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而且最重要的是這種事情在倫理上也說不過去，所以司馬光為此又進行了一番理論說明並列舉前例為自己打氣：孔子雖然說過君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但孔子的意思是說那些對國家和百姓無害的政策可以三年不改，但如果既往的政策病民傷國又豈能坐視不理？

隨即，司馬光引經據典反覆論述就只為說明一個道理：神宗有錯，而且是大錯，哲宗皇帝此時推倒新法為父改錯不但不會受到倫理上的指責，反而是在為父親糾錯，這恰好是一種美德。他認為這就好比漢景帝廢除文帝時期的肉刑、漢昭帝廢除武帝時期的苛政、唐德宗廢除代宗時期的宦官牟利之法、唐順宗廢除德宗時期的宮市，這些繼任之君對先君的改制在歷史上非但沒有被人詬病反而為後世所稱道。

各位請注意司馬光同志在這裡的偷換概念行為。

無論是文帝時期的肉刑還是武帝后期導致民怨沸騰的各類苛政，也無論是代宗時期宦官勢力的崛起還是德宗後期宦官集團的越發猖獗和跋扈，這些可都是肉眼可見之害，都是實打實地導致了“天下洶洶”。但是，王安石的新法何德何能能竟敢與這些相提並論？如果真的如司馬光所言新法一無是處全都是害國害民的惡法，那麼宋朝現在恐怕已經瀕臨亡國了吧？甚至可能比漢武帝晚年時的西漢帝國還要民不聊生吧？但宋朝現在的實際情況是什麼樣你司馬光不知道嗎？

退一萬步說，即便新法真的就是一無是處的惡法，可宋朝在這十幾年裡國力和軍力的大增以及農業的增收和財入的翻番是不爭的事實吧？這些是從哪兒來的？天上掉下來的嗎？我們這裡甚至可以這樣說，但凡是一個神智和思維正常的宋朝人就不得不承認新法並非一無是處，即便它有不足的地方也不至於以點概面地將其全部否定，但司馬光這等聰明睿智的人就是這樣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