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沈括，我們在今後的故事中還會再詳細地提到他。放之眼下，沈括此時其實已經遠離了官場三年時間（因母喪而守孝三年），他是在西元1071年結束了喪期並被王安石委以重用成了變法派的一員，而他此時的官職則是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檢正中書刑房公事。在被朝廷派去賑災的這一年，沈括已經是四十一歲了。需要提到的是，沈括可是有正經文憑的，雖然他靠父親的恩蔭當了縣令，可後來他在其三十二歲那年（仁宗駕崩之年）以官員的身份參加了科考並最終金榜題名從而拿到了那張進士文憑。

聊完了未來會在某些個階段成為故事主角的沈括，我們再來說一個在曾經的某些階段是我們這個故事主角的人——歐陽修。

還是在這年的八月——即西元1072年8月8日，在一年前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的歐陽在穎州逝世，享年六十五歲，宋朝官方在次年為其賜諡號曰“文”。在古代的諡法裡，如果一個官員死後能被朝廷賜一個單字的褒美諡號則象徵著至高無上的榮耀，比如唐代的文學大宗師韓愈其死後的諡號就是“文”。歐陽修作為宋朝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開拓者以及他自身本就具備的深厚文學造詣，這個“文”可以說他是完全承接得起的。然而，歐陽修最終的諡號並不是“文”，而是“文忠”，這裡面原因何在呢？說來說去，歐陽修還是吃虧在了自己的性格上。

不可否認，若單論在文學上的成就和個人才華，歐陽修在北宋的歷史地位絕對是宗師級別的人物。他不但在文學上（主要是散文領域）復興了漢唐時期的古文之風，而且他的這種革新和繼承也讓宋朝的詩詞開始走出婉約派的束縛併為豪放派的橫空出世奠定了基礎。此外，歐陽修也為宋朝文學事業的後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受他舉薦和提攜的文人才子可謂是數不勝數。我們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不是歐陽修，那麼蘇洵這輩子都恐難有出頭之日，曾鞏也有可能繼續在科場上連吃敗仗，蘇軾和蘇轍能否初次參考就金榜題名也很難說。

除了文學，歐陽修在史學上的貢獻同樣不容忽視。《新唐書》是由他和宋祁、范鎮等人合修的，而《新五代史》更是由他個人獨立修撰而成，後者前後足足花費了他十七年的時間，於史學界而言此可謂功德無量。

不過，相比在文學和史學上的巨大成就和貢獻，歐陽修在官場上的作為則讓人有些一言難盡。自他步入官場到最後致仕的前後四十年裡，歐陽修一直都是以一隻兇狠的鬥雞形象存在於北宋的政壇之上。身為言官時，他噴兩府大臣，當了兩府大臣後他又噴言官，在這四十年裡被他的口水濺到身上甚至是臉上的官員可謂是難以計數。正如每一個心直口快又懷有大才的人一樣，歐陽修這種人在官場上有人恨但也有人愛，恨他的人對其咬牙切齒，愛的人則對他敬仰有加。

客觀地說，歐陽修身為京官時他確實不太招人喜歡且總是與人在嘴上鬥狠，但在擔任地方官時他的那一套“無為而治”的為政理念卻能在最大程度上讓百姓都能安居樂業——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簡而言之，他不折騰，百姓也能因此而少遭罪。相比動輒就新官上任三把火併希望以此證明自己絕非庸碌之輩的官員，像歐陽修這種型別的地方父母官在太平歲月裡顯得極為珍貴。

常言道，出來混遲早都要還。歐陽修恐怕做夢都沒想到在他死後有人竟要跟他來一次清算，此人便是此時擔任北宋太常卿的常秩。

對於給已故的朝廷大員加授諡號這種事，身為太常卿的常秩自然是太有發言權了，他說歐陽修在擔任兩府大臣時對當今天子和先帝英宗皇帝都有“定策之功”，所以應該在歐陽修的諡號里加一個“忠”字，於是歐陽修的諡號就由“文”變成了“文忠”，我們如今所知道的“歐陽文忠公”就是這麼來的。常秩表面上是在誇讚歐陽修，但實則明揚暗抑，站在諡號的角度上來說，無論從哪方面來講，“文”都絕對勝過“文忠”。常秩為什麼要這麼幹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歐陽修活著的時候跟他有過節和私怨，這導致他連死了的歐陽修都不肯放過。

得知歐陽修的死訊，京城裡的宰相王安石和杭州府裡的通判蘇軾都為歐陽修寫了一篇祭文，放眼此時的宋朝文壇恐怕也只有這兩個人最有資格為一代文豪歐陽修書寫祭文，而這祭文也都分別成為了此二人在雜文領域的代表作之一。後世的歷史學者更是將這兩篇祭文做了一個對比，他們最後得出的結論則是宰相大人勝過了通判大人（當然，蘇軾的粉絲可能對此有異議）。

誠然，王安石在變法開始之後與歐陽修之間的關係就有了一層陰影，但有鑑於歐陽修早就已經在外地為官，因而歐陽修也就沒有如司馬光和呂公著那樣與王安石公開決裂。可是，對於新法的很多內容歐陽修是持反對意見的，倘若主導變法的不是王安石，那麼依照歐陽修的脾性他定會像個勇猛的戰士一樣以筆為刀並戰鬥到底。可以想象的是，在人生的最後歲月里歐陽修對於王安石的感情是極為複雜的，乃至於這會讓他時常感到糾結和痛苦，可在這件事情上他卻真正地展現出了一個君子所應具有的風骨：君子之間和而不同，君子之間不口出惡言。

在舊黨及其黨徒們所修訂的史書裡，王安石及其整個變法派的主要官員時常被戴上一頂大帽子——群奸，在他們這群人裡面除了王安石以外其餘的人幾乎都被請進了《宋史·奸臣傳》。僅憑這一點我們就能看出《宋史》的編纂者明顯是把屁股放在了哪一頭，都說寫史要客觀，即使不能完全客觀也要儘可能地客觀，但這些人卻堂而皇之地違背了這個宗旨。

在這些人的筆下，王安石在擔任宰相後就沒有說過歐陽修一句好話，甚至還白紙黑字地記錄下了王安石是如何地貶低和咒罵歐陽修。我不清楚這些人為何要這樣做，我只知道王安石在他的那篇《祭歐陽文忠公》的祭文裡對歐陽修的一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褒美，他在字裡行間沒有說歐陽修的半個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