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所提出的十項新政措施從行政到吏治再到軍事、農業、刑獄、律法、教育乃至是風俗文化，這一套新法可謂是涉及到了整個國家的方方面面。如果我們能夠站在一個完全抽離的角度和立場上來看這十項新法，那麼它們顯然都是眼下治癒宋朝各種頑疾的良藥，它們可以讓宋朝脫胎換骨並以新生的蓬勃活力再度強勢起跑，畢竟一次成功且徹底的變革無異於再一次的改朝換代。可是，難聽話我們還是必須要說：這世間有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和真理，那就是任何一場社會變革都會觸怒並侵害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

如果仔細去分析范仲淹在新政裡的這十條新法，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新法將最重的棒槌都砸向了帝國的官僚體系。請注意，不是某一部分，而是整個官僚體系。

首先是朝廷大員和地方要員們每年的賞賜少了，恩蔭也被削減了，他們家族裡那些原本等著當官的親族子弟突然前途無門。再者，中下層官員裡數量龐大的那些奉行無為而治（混吃混喝坐等升官）的官員也結束了他們的好日子。他們以後想要升官不再是隻憑資歷，而是需要拿出政績，況且考核的標準和要求都比以前提高了。如此一來，整個官僚體系從上至下都被新法給沖刷了一遍。說得嚴重一點，這個新法是在與現有的整個官僚體系為敵。

試問：這些人會支援新法嗎？他們對范仲淹又是何種態度和看法？新法想要得到切實地推行和施行說到底都是需要倚仗帝國的各級官員去執行，如果這些人對此都持牴觸情緒，那麼新法何以推行？

參考北宋歷史上最為有名的王安石熙寧變法，它為什麼會被反對和抵制？因為它侵害了大地主、大官僚和大商人的利益，上至皇親國戚和王公大臣，下至商賈士紳，王安石的新法就是要割他們身上的肉，而這些既得利益者又豈能坐以待斃任人宰割？人都是有私慾的，即便他是帝國的宰相，韓琦、富弼、文彥博以及司馬光乃至是蘇東坡，這些人為什麼會反對王安石的新法？原因就在於他們的身份——官僚和地主。在國家利益面前，他們個人的私慾和利益以及他們所處階層和集團的利益被擺在了高於國家利益的至高無上的位置，他們當然也想讓國家富強，但前提是不要動他們盤子裡的蛋糕，而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原有社會模式下的既得利益集團。

王安石的變法幾乎將宋朝像是犁田翻土一般給徹底倒騰了一遍，范仲淹沒有他那麼激進，他的新法雖然也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但只是有限度地予以剝奪，可這同樣會讓這些人不爽甚至憤恨。具體一點來說，如果公司的主管突然給你降工資降福利，然後還對你嚴明各種工作紀律並對你實行嚴苛的績效考核，那麼你會作何感想？你會不會想著跳槽？你會不會想盡辦法把這個人給擠兌走？你會不會採取各種手段和辦法重新奪回你之前所享有的各種優厚待遇？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是人性使然，倘若提出變法主張和措施的人是皇帝本人，那麼這些人或許會忍氣吞聲，可如果這是朝中的某位執政大臣所為，那麼此人必然成為眾矢之的。很遺憾，范仲淹正是如此。

說到變法，有三個人是不得不提：商鞅、王安石、張居正。商鞅的變法為秦國後來一統天下奠定了無可撼動的基石，可商鞅付出的代價是什麼？是死無全屍！王安石的變法讓宋朝的國庫充盈且國力猛漲，軍隊的戰鬥力也大為增強，可他付出的代價又是什麼？他自己被罷官回鄉，新舊黨爭就此形成，整個宋朝官場被撕裂成了對立的兩半。張居正的變法為明朝成功續命半個世紀，但他自己卻在死後險些被掘墓鞭屍，他的家小或是因囚禁而飢餓致死或是慘遭流放。如此可見，面對變法，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撲可謂是兇殘至極。

再看看這三人的背景，商鞅和王安石在變法之時幾乎和當時的君王同穿一條褲子，其手中所擁有的權勢也等同於君王，而張居正更是不必說，他變法的時候整個明朝基本上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他才是當時明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反觀范仲淹，如今只是個參知政事的他能和這三人比權力大小嗎？他的頭上有宰相和樞密使，而他的皇帝對他的支援和信任更是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但他所面對的阻力卻絲毫不比商鞅、王安石和張居正少。那麼，他的支持者呢？

作為早就聞名遐邇的大儒和道德宗師，范仲淹在士子中並不缺乏擁躉，早在幾年前他與呂夷簡鬥得你死我活之時，他的身邊就形成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君子黨”，這裡面的成員包括了富弼、韓琦、歐陽修、龐籍、鄭戩、餘靖、尹洙、蔡襄、滕宗良等一干青年才俊。這些人如今或是與他同列兩府主導新政，或是執掌宋朝言官系統一半的天下，或是在邊關重地主政一方，再加上種世衡、張亢、狄青等一幫他在軍事系統的老部下，這陣容可謂是文武雙全極致豪華。問題在於，新政的反對勢力同樣陣容豪華勢力龐大，我們甚至可以說反對勢力的能量足以碾壓這些改革者，畢竟他們幾乎就是帝國的整個官僚系統。

正如我們後來所知道的那樣，由范仲淹主導的慶曆變法最後失敗了。如今我們回頭再細看這段歷史就會發現范仲淹的失敗其實不僅僅是反對勢力的反撲那麼簡單，新政集團內部的爭鬥和超級不靠譜才是導致新政失敗的根源，而且在新政正式實施之前這些問題和隱患就已經在開始發酵。也就是說，還沒等反對勢力下手，新政集團內部的人就把刀子親手遞給了對方。毫不誇張地說，范仲淹以及他的新政之所以會失敗，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的身邊有一群“豬隊友”。是的，是一群，而不是一兩個。

另外，我們在這裡還應該提到一下呂夷簡。

在這不久之後，也就是范仲淹的新政措施開始正式頒佈施行後，以歐陽修為首的幾位君子再又成功地透過上疏將呂夷簡徹底變成了一個“老百姓”，從此呂夷簡就只能在家裡安心養老，就連舉行大朝會時本是榮譽性質的亮個相的資格也被剝奪了。滿嘴仁義道德的歐陽修等人為何要對呂夷簡這樣一個半身不遂的病老頭如此窮追猛打？因為他們擔心呂夷簡會破壞或阻撓范仲淹的新政，但他們這些人其實是有些杞人憂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