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1月15日，下午，法屬印度支那，西貢（後世胡志明市）

空氣粘稠得彷彿能擰出汗水，混雜著湄公河三角洲特有的溼潤泥土氣息、街邊小攤販油炸食物的焦香、魚露的濃郁腥鹹，還有法國殖民者身上散發的古龍水和汗水混合的、格格不入的“文明”味道。街道狹窄而喧囂，人力三輪車（Cyclo）清脆的鈴鐺聲、挑夫沉重的吆喝聲、混雜著法語、越南語、粵語和潮州話的叫賣討價還價聲，構成了一幅嘈雜而充滿張力的殖民地圖景。

威廉·福斯特（WilliaFoster），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駐西貢的年輕記者，正有些心神不寧地走在卡蒂納街（Rue Catinat）靠近堤岸（Cholon，華人聚居區）外圍的街道上。他穿著標準的殖民地記者裝束：米白色亞麻西裝褲，略顯褶皺的卡其色短袖獵裝襯衫，脖子上掛著一條吸汗的手帕，頭戴一頂遮陽的軟木盔帽（Pith Helt）。他手裡緊緊攥著的，是他吃飯的傢伙——一臺最新款的柯達Folding Pocket Kodak No.4相機，這已經是市面上便攜相機的佼佼者。然而，此刻更讓他心跳加速的，是掛在相機前那個沉甸甸、冰冷冷的黃銅鏡頭——一個他從未見過、光學結構複雜得驚人的神秘鏡頭。這是兩天前，在一個昏暗的鴉片館後巷，一個全身包裹在黑色長衫裡、只露出一雙銳利眼睛的神秘越南人塞給他的，並用法語低聲告訴他：“準備好，15號下午，卡蒂納街外圍，綠色斗笠。用這個拍，大新聞。”

上司詹姆斯先生那意味深長的暗示——“福斯特，有些‘聲音’值得傾聽，特別是當他們能讓你拍到別人拍不到的東西時”——讓他決定賭一把。

他下意識地調整了一下相機，手指摩挲著那冰涼的黃銅鏡頭筒，警惕地掃視著周圍。這裡是法國人核心居住區與本地人、華人混雜區域的邊緣。穿著整潔白色西裝的法國紳士挽著裙裝夫人悠閒走過，旁邊是衣衫襤褸的越南挑夫扛著沉重的貨物蹣跚而行，戴斗笠的農婦在街邊擺賣著新鮮水果和蔬菜，幾個穿著絲綢短褂的華人商人匆匆路過。陽光炙烤著街道，空氣中瀰漫著一種壓抑的平靜。

就在這時，一個戴著普通棕櫚葉斗笠、穿著褪色藍布衫的越南人似乎急著趕路，從福斯特身邊擠過，肩膀不輕不重地撞了他一下。

“Pardon, nsieur!”（對不起，先生！）那人迅速而含糊地道了個歉，聲音壓得極低，幾乎是擦著福斯特的耳朵用法語飛快地說了一句：“前面，戴綠色斗笠的，馬上！”

福斯特渾身一激靈，幾乎是記者本能的反應，他猛地抬起相機，手指瞬間調整好焦距（得益於那個神秘鏡頭異常清晰的對焦環），對準了前方大約二十米開外的人群。

就在他鏡頭聚焦的瞬間，目標出現了——一個戴著醒目翠綠色竹編斗笠的男人，站在一家法國人開的咖啡館門口不遠處。他穿著普通的深褐色越南農民短褂，斜挎著一個常見的竹編揹簍（Cái r?），看起來毫不起眼。

突然，那男人動了！他猛地將手伸進竹簍，掏出一大疊傳單，用盡全身力氣，猛地向空中拋灑！白色的紙片如同雪片般紛紛揚揚落下，引得周圍的行人一陣驚呼和騷動，許多人下意識地彎腰去撿。

“Qu“est-ce que c”est?”（搞什麼鬼？）咖啡館門口兩名正在抽菸閒聊的法國外籍軍團士兵（Légion étrangère）立刻警覺起來，扔掉菸頭，一邊呵斥著一邊拔腿向那個男人衝去。

就在這一刻，那戴著綠色斗笠的男人猛地抬起了頭。福斯特的鏡頭清晰地捕捉到了他的臉——那是一張飽經風霜、刻滿仇恨與決絕的臉，眼中燃燒著無法熄滅的火焰。然而，就在士兵即將撲到他面前的剎那，那張臉上竟浮現出一抹奇異而平靜的微笑，一種解脫和復仇交織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他毫不猶豫地，一把摘下了自己頭上那頂翠綠色的斗笠。福斯特的鏡頭敏銳地捕捉到，斗笠的內側似乎連線著幾根細細的金屬線，而斗笠的頂部，赫然固定著一塊用油紙包裹、形狀規則的黃褐色塊狀物——那是法國鐵路工程中廣泛使用的烈性炸藥：linite（梅里尼特炸藥，苦味酸基，威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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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接

！！！！隆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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