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曆朝歷代都有自己的政治特色和體系，我們重點討論的是清末和清殊時期的體系，以及我清末到民國時期被西方列強吊打的華夏，為何能夠在二戰之後就進入五國常序列，成為世界執旗者之一？今天是世界大統觀理論研究學院關於五國立國根基和政治基礎研究最後一課，研究的是華夏立國根基。這節課很重要，希望大家可以認真聽，戴著特製放大眼鏡的白髮老者開始講課。

對於傳統的封建王朝，我們沒有過多要說的明清兩代是重點解讀漢唐兩代，我們也順嘴插一句。

為什麼要重點解讀漢唐兩個朝代，因為兩個朝代在政治制度或者說治理核心密碼上是很靠近的，也走的是蘇維埃和美利堅的思想根基，立國之道的縮減版有異曲同工之妙。

漢朝的核心要點是漢武帝時期的一些政策，為漢朝政治制度打下核心根基。但是我們所謂看問題，要看全，我們就先從漢朝的建立到滅亡講起。漢朝的建立本質是幾大集團力量的共同性產物，說白了它是一家合股產業。

秦朝自商鞅變法以來，完成了對國家機器的綜合力改造，並且屬於是抓到風口浪尖上前文提到的社會形態研究中，該階段屬於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型的核心時期，本質是把國家機器轉造成一個龐大的機器用環，說白了一切都是為戰爭而生，一切制度，一切體系全部是為了打仗而生。所謂有利就有弊，客觀認為，商鞅變法本質加強，秦國對外征戰可以屢戰屢勝，同時加強生產力提高，同時產生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尾大不掉。本質上商鞅變法是將國家的全部精力投放於戰爭和對外征戰，實話實說講，當時的後國包括秦國在內，完全沒有做好統一天下的準備，或者說他們壓根就沒有量產到天下統一這個觀念的成形，還以為是周天子那老1套，或者說秦國初代統治者是打算把秦國打造成類似於齊國那種天下霸主的地位，但是由於商鞅變法，本質是把國家綁到戰爭機器上，不對外戰爭內部矛盾無法調和，內部體系基本就要停止，所以才，統一了六國這個時期面臨的問題，有三個第一是法理性問題，也就是秦國統一天下之後要用什麼法理體系和治理體系來統一天下，第二就是戰爭時期和和平時期的轉型問題。第三個就是商鞅變法來的制度性變革和體系性變革，商鞅變法制度本質上只適用於戰爭年代或者說戰亂時期，一旦轉入和平時期之後，整個的國家機器就要有所變動和改革。

很顯然，秦朝沒有完成以上三個任務導致的滅亡，與其說是亡於矯詔，倒不如說是內部問題已經崩塌。最後幾年，是依靠秦始皇個人威望在硬撐著。所謂秦始皇在位天下，不敢反秦始皇，一死天下，反之也。

秦朝的滅亡，還有一點是沒有完成思想形態的變革。世界大統觀理論關於思想變革，社會重組論中明確強調，一般而言，社會模式的轉變要歷經三個階段，思想層面變革，制度變革，最後才是器物變革。

思想變革，說白了就是意識形態和體系變革。以秦朝征戰時期到漢初為例，大部分人還是認可週天子，那老1套就是跟著老大打天下，然後論功行賞搞封地。只有劉邦，項羽等一批人意識到秦始皇的郡縣統一制是制度的必然產物，也是體系的產物之一，是接下來的制度性變革核心。其他的包括韓信等一批人，還是認可週天子那老一套。

秦朝統一天下的速度太快，並且除秦朝舊地之外，其他地區基本沒有完成體系性轉變和換血，大量六國貴族和舊曆出任基層職務。楚漢的鴻門宴本質是劉邦集團和項羽集團的合作，因為兩人真正的想要完成大一統，想要完成郡縣制，必須對殘存的六國貴族和地方地頭蛇勢力進行一次清洗。

但是劉邦這個人他很會搞統戰，也很會抓住局勢，張良作為他的首席幕僚，但是其本人是韓國世家出身，他家裡五代為韓相。他加入劉邦集團，雖說早期只是作為一個客臣，後期離開劉邦集團，短暫的隨韓王去工作，但是由於項羽的政策失誤，張良去了劉邦集團繼續併成為大股東，也就是開國功臣之一。現代學者認為，張良應該是代表六國貴族集團，加入劉邦武裝集團力量，以此在楚漢之爭之後，六國貴族集團能夠吃到大一統的紅利，也就是漢朝建立之後，六國貴族集團成員能夠佔到一定的席位，也就是拿到開國功臣的爵位。

其次就是張蒼此人的特殊性，繼承了當時在野最強勢力和在朝最強勢力儒法兩家的政治力量，張蒼此人名不見經傳，在秦朝時期只是一個管國家圖書館的，但是此人的師從也就是師門關係是一個很大的亮點，齒人的同門師兄，一個是秦相李斯，一個是韓非，他的師從荀子，是儒家公認的孔子，孟子之後的第三位大能，因此劉邦的弟弟劉交拜師於此，人基本等於拿到儒家和法家兩大核心派系的政治支援。

漢朝之後，武帝時期迎來真正的巔峰時期。漢初由於政治條件和社會條件不具備，因此不得不冊封一批功臣，也就是勳貴集團。對立必須解決自秦朝統一以來一直拖著沒有解決的思想革新問題。說白了，就是讓人們認可大一統觀念和思想。

漢唐以來，兩個國家玩的都是集權式意識形態鬥爭模式。漢武帝透過霸楚百家獨尊儒術，在思想層面完成大一統工作。每逢戰亂，各地的軍閥，地方藩王和土皇帝都是以統一中原，統一天下為核心政治目標。制度層面，透過推恩令等相關制度，調動國家機器開啟針對匈奴的民族生存戰爭。不過，不同於秦朝的是，他死後霍光和後幾任皇帝極力上臺處理政治問題和歷史遺留問題，完成戰後轉型把，漢朝打造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旗號體系。東漢之所以能夠復興，本質就是這門旗幟的存在。客觀認為，西漢末年政治局勢已經到了需要改革的時期，王莽的一通新政雖然沒有解決意識遺留問題，但是解決了客觀上，解決了西漢末年的崩盤問題。劉秀的光復中興倒不如說是把天下局勢重新打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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