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毫不避諱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傾向馬基雅維利寫書那會兒還沒有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詞，這個帽子是後人，尤其是反對馬基雅維利的人給他扣上去的。以至於後來的一些衛道士們在抨擊馬基雅維利總是喜歡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並列而談，稱其對立面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馬基雅維利的信徒“，卻沒有看到自己脫離現實、不思進取，甚至是掩蓋內心邪惡慾望的虛偽一面。我之所以讚賞馬基雅維利就是因為他的樸實和誠懇，他敢於把那些別人不敢說的東西、那些人性中最為險惡、最為卑鄙的東西擺上檯面，一一點名，逐一評論。

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的出發點是人性本惡，因此他主張的並不是“王道”而是“霸道”，這點有點像我國古代的法家思想。他主張君主應該具有獅子和狐狸兩種動物的特性：兇猛和狡猾。

馬基雅維利認為：受人敬愛不如被人懼怕，“一個君主被人懼怕比起被人愛，更為安全些”。但有時又有必要讓人民相信君主是“集美德於一身的人”，也就是說，統治者在公開場合應表現出愛民如子和仁慈寬厚的樣子。懲罰人的事應讓其他人去幹，最後還可嫁禍於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國民的譴責。獎賞別人的事應當親自出面，以免讓下屬行私惠。給人恩惠要一點點地來，讓他有盼望；給人打擊要一下致其於死地，不讓他有報復的可能。君主平常應當不露聲色，對凡事裝作懵懂無知，避免讓下屬瞭解自己，但對下屬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隨時操縱他，並且動用殺伐大權。馬基雅維利認為，君主應當絕對地控制武器精良和素質優秀的軍隊，“任何人只要有他自己的裝備精良的軍隊，就會發現無論時勢如何驟轉，他自己總是處於有利的地位”。還有，君主為了保持權力的自主性，絕不可相信任何人；不可對別人吐露真心，不可指望別人對你誠實，更不可把命運繫於別人身上。君主要經得起孤獨的煎熬，“最危險莫過於意氣相投的人”。所以，應當懷疑一切人，組織耳目對之暗中監視，網羅黨羽排除異己，設定職權相互牽制。總之，為保住君主的地位，採取一切手段都是允許的。

馬基雅維利還指出：人類愚不可及，總有填不滿的慾望、膨脹的野心；總是受利害關係的左右，趨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義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們偶爾行善只是一種偽裝，是為了贏得名聲和利益。人都是“忘恩負義、心懷二志、弄虛作假、偽裝好人、見死不救和利慾薰心的”；即使最優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墮落，因為作惡事更有利於自己，講假話更能取悅於別人。人民有屈從權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殘酷，而不是愛。人應當在野獸中選擇獅子和狐狸，象獅子那樣殘忍，象狐狸那樣狡詐。君主不妨對行惡習以為常，不要因為殘酷的行為受人指責而煩惱；“慈悲心是危險的，人類愛足以滅國”。馬基雅維利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或“為了達到一個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

他拋棄了中世紀經院哲學和教條式的推理方法，不再從《聖經》和上帝出發，而是從人性出發，以歷史事實和個人經驗為依據來研究社會政治問題。他把政治學當作一門實踐學科，將政治和倫理區分開，把國家看作純粹的權力組織。這裡結合上面所說的“拋棄一般意義上的道德，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思想”他的國家學說以性惡論為基礎，認為人是自私的，追求權力、名譽、財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與人之間經常發生激烈鬥爭，為防止人類無休止的爭鬥，國家應運而生，頒佈刑律，約束邪惡，建立秩序。國家是人性邪惡的產物。這裡結合上面所說的：“此時此刻，我們就不需要國家這種東西了，因為它作為維持人和人之間的基本秩序，以及凝聚本國人民力量消滅其他國家的工具的使命已經結束，這時的我們已經獲得了足夠的生存空間和資源，不必再為那些東西而爭鬥了。”

“哎哎哎，打住打住，這些東西還是等我回去以後在慢慢消化吧。”刑燦著實有些不耐煩了，不是他不想了解這些，而是現在根本沒心情去想這些。

“哈哈哈，也對也對。”姬淮說吧，抬頭一看，車子已經上了盤山公路，這一塊正處三省交界處，深處太行山腹地，地形結構複雜，再加之有大量拉煤的汽車從這裡經過，給本就崎嶇的山路填了一分危險。

說來也是奇怪，行至山底的時候還是萬里晴空，豈料這剛一上路天上的烏雲就像蒼蠅聞味兒般壓了過來。

“小孫咱們不著急，開慢點”姬淮叮囑道。

老胡打了個哈欠，伸伸懶腰道：“怎麼著，天還沒亮啊。”

“早就亮了，只不過剛亮了一會就下雨了。”刑燦接話道。

老胡撓撓頭：“媽的什麼破天氣，大早上就下去。”說罷，神經質一般的彈出窗外，衝著天喊道：“草泥馬的老天爺，有本事兒給爺來個晴天。”

就這樣一直喊了有五六分鐘，等起床氣發洩完了才縮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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