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開竟然如此評價史可法，真的大出我的預料，“總管，能給朕詳細說說嗎！”想到我所認知的史可法和張開所說的史可法差距居然如此之大，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張開嘆了口氣，“由於先帝的三個兒子都被李自成俘獲，未能逃出北京，在沒有直系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勳貴、和擁兵自重的將帥就在擁立哪一位藩王的問題上展開了一場勾心鬥角的爭執。

以血統親近而言，先帝的祖父神宗的子、孫還有皇上您、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神宗兄弟的兒子則有潞王朱常淓。

按照長幼有序的觀念，自然應該首先考慮皇上、桂王、惠王。而在福、桂、惠三王中皇上又處於優先地位，這是因為：第一，三親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長；第二，桂、惠二藩比先帝高一輩，不如皇上援引兄終弟及繼統更為適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進入湖南時逃往廣西，距南京較遠，皇上卻近在淮安，皇上在倫序和地理上佔了明顯的有利地位，

然而，東林—復社中一些骨幹人士在繼統問題上起了惡劣作用，事實上，有識之士都主張由皇上繼統，如淮撫路振飛，劉成，給事中李清、章正宸，進士鄭元勳等人也持相同態度。

江南士紳中的一部分東林黨人卻從狹隘私利出發，強烈反對由皇上繼統，原因是皇上的祖母是備受神宗寵愛的鄭貴妃，從萬曆到天啟朝廷上圍繞著儲君問題展開的妖書、梃擊、移宮等轟動一時的案件都同鄭貴妃有關，何況正是由於東林黨人的力爭，神宗和鄭貴妃希望立福王為太子的圖謀才化為泡影。因此，他們擔心一旦皇上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在政治上將會失勢。

在籍禮部侍郎錢謙益被視為東林黨魁，他兩次從原籍常熟趕往南京，以立賢為名，到處遊說，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援錢謙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等人。一度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是傾向於東林黨的人物，他內心裡對擁立皇上有所顧忌，但又認為應該按倫序迎立神宗的子孫。作為實權人物的史可法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他是東林黨人左光斗的得意門生，自然對擁戴皇上繼統心存疑慮，但又擔心舍親立疏將引起更大的政治風波。經過反覆考慮，他暗自決定前往浦口同鳳陽總督馬士英商量在桂王與皇上之中選定一人。

史、馬密商的結果是以親以賢，惟桂乃可，第二天，史可法親自寫信給南京高階官員說明定策意見：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遺議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則仿古兵馬元帥之制暫統兵馬。南京的官紳對於這個折中方案比較滿意，由南京禮部準備乘輿法物前往廣西迎接桂王。

就在這一關鍵時刻，馬士英由浦口回到鳳陽，突然得到報告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決定擁立皇上，總兵高傑與黃得功、劉良佐協謀擁戴。劉澤清素狡，先附立潞議，但是他兵力敵不過三總兵，只好聽從高傑等人的意見，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積極參與擁立皇上顯然是為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強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史可法之所以要親赴浦口同馬士英會商，正是因為馬士英身為鳳陽總督，直接節制著高、黃、劉等總兵，藉以取得軍隊支援。不料變生意外，馬士英眼看手下大將全部自行投向皇上，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達成的協議，自己只會被駕空、被淘汰，權力的yu望使他顧不上什麼信義，抓住時機向皇上表示效忠。

史可法還矇在鼓裡，繼續寫信給馬士英申說皇上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馬士英既已改變初衷，參加擁立皇上的行列，史可法的來信等於直接指斥行將即位的皇上，把權力的劍柄交到了馬士英手裡。

馬士英立即以鳳陽總督和三鎮名義正式致書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宣佈擁立皇上。當南京各大臣被韓贊周邀請到家中傳閱馬士英的書信時，雖然不少人感到震驚，但是他們既無兵權，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憑藉，只好違心地表示同意。擁立潞王朱常淓的主要策劃人物錢謙益的表現就頗為典型，東林黨魁的態度如此，其他原先追隨擁潞的人也可想而知了。

四月末，皇上繼統已成定局。由於擁立定策朝政局的影響極大，江南東林黨人在朝、在野的勢力很大，他們中間的骨幹分子以立賢為名主張捨棄神宗嫡系子孫而擁立穆宗之孫潞王朱常淓，他們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皇上以確保崇禎時期東林—復社黨人在政治上的操縱權，特別是如果潞王以較遠的宗支而被迎立，錢謙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飛黃騰達。一度處於權力中心的史可法優柔寡斷，設想出擁立桂王的折中方案，以為桂、福二藩都是神宗嫡支，以桂抗福可以滿足東林黨人反對立福藩的願望，又帶著這個方案親赴浦口同掌握實際兵權的鳳陽總督馬士英商量，自以為事出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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