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畢重遠感到起義的時機成熟，並聚集了一定的力量後，決定立即赴南京，向中共地下黨彙報起義的準備情況，請求進一步明確指示。他以回家過年為由，請了５天假。

當時滬寧鐵路一片混亂，火車站擁擠不堪，根本買不到車票。畢重遠心急火燎，因為如此重大的起義，有黨的部署和指示，就更有把握成功。他在同伴的幫助下，硬是從窗戶爬進車廂。

好不容易顛簸到了南京，可地下黨的新聯絡人胡玉民，當時正忙於迎接南京的解放，很長時間沒去畢重遠姐姐家這個聯絡點了。畢重遠又去找原先的聯絡人李恭亮，而他卻已前往北平清華大學就讀。

奔波數日，卻無法與組織接上關係，眼看假期結束，畢重遠心中萬分焦慮。繼續在南京苦找吧，一方面局勢非常緊張，滬寧路隨時有中斷的可能；另一方面超假後，或許很難重返“重慶”號，這都會導致醞釀中的“重慶”號起義計劃落空。想到“重慶”號是國民黨最大、戰鬥力最強、裝備最現代化的軍艦，其起義將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他就怦然心動。既然組織上過去有過相機起義的指示，那就絕不能貽誤戰機。於是他匆匆趕回上海，如期到“重慶”號銷假。

此後不久，眭世達發展了於家欣，他是負責掌管航海雷達的，能為航行提供各種資料，並可監視整個航行情況，這樣一個關鍵部位有起義人員，對行動是十分有利的。特別是由他掌管的２１８雷達室，處在一個較偏僻的位置，四周有很厚的裝甲鋼板，工作間裡面還有兩間居室，外面的大鐵門一鎖，室內的聲音根本傳不出去，於是畢重遠決定將起義策劃和指揮的中樞，從郵政室遷至此。

從軍艦上各個關鍵部位均需有人，從保障起義成功出發，畢重遠認為輪機部門很重要，而且應有較多人參與。在王元方、劉懋忠兩人同意參加起義後，他覺得還應設法將輪機兵張啟鈺吸收進來。他比畢重遠等人年長十來歲，人稱張大哥，頗有人緣，時常公開發洩對國民黨腐敗統治的不滿情緒。畢重遠主動接近他，先是以“我的老家在天津，已經為中共解放”試探，繼而透露有人要把軍艦開到解放區去，問他敢不敢參與。當張啟鈺表示不怕犧牲，願意參加起義後，畢重遠告訴他自己正在籌劃起義，參與者要嚴守紀律，不可再公開發牢騷。

張啟鈺利用“大哥”威信，又發展了一些水兵。這樣一來，輪機、槍帆、通訊、雷達、航海等主要部門，均有人員參與起義。畢重遠將這些人召集起來，組成２７人的“士兵解放委員會”，形成起義骨幹力量。

緊鑼密鼓地準備起義中的畢重遠，並不知道在此同時，中共地下黨亦透過其他渠道，圍繞“重慶”號策反，使之不能為國民黨進行內戰所用，展開了種種活動。

在“重慶”號上，有一位輪機技工，名叫張興昌，他是受中共地下黨的委派，於１９４８年夏季打入“重慶”號的。這年底，“重慶”號在東北參與內戰返回上海後，張興昌將艦上水兵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情緒，向中共有關方面做了彙報。他得到的指示是：“深入瞭解，做好群眾工作。”但身為普通技工，在策反艦上官兵方面是很難有所作為的，只能利用工作之便，啟發能夠接觸到的水兵的覺悟。

“重慶”號雷達少尉莫傳香、槍炮少尉曾福祥、輪機少尉蔣樹德等，亦對國民黨政權的內政經濟舉措失當心生憤懣，試圖尋找新的出路。他們在與同時赴英的軍官王淇閒聊發牢騷時，流露了投奔中共、奪取軍艦的想法，恰巧被王淇的弟弟、中共黨員王毅剛聽到，隨即向中共南京市委進行彙報。

當時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據解放戰爭的進展，指示下屬各級組織配合南京、上海的解放，積極開展統戰和在國民黨軍中策反起義活動。中共南京市委認為可以利用“重慶”號下層軍官的反蔣情緒，策動起義。書記陳修良親赴上海，與王淇等人接觸控底。

王淇等人提出要中共提供經費，購買房子和武器，以便集合議事和武裝起義。陳修良認為如此容易暴露，未曾同意。後為了便於聯絡，中共南京市委將此線移交上海局策反委員會。策反委員會副主任王錫珍與王淇等人接觸時，莫傳香、曾福祥已調離“重慶”號，只剩王繼挺、蔣樹德等人。他們強調“起義條件非常成熟，要中共派幾個幹部上艦領導，提供手槍１０支，美金１００００餘元”。

幾經過往，王錫珍感到王淇等人“生活浪漫，政治上無什麼認識，他們的動機是對國民黨腐敗的統治不滿，待遇太低生活苦，投向共產黨帶有濃厚的投機性”。她對王淇等人指出，他們的要求中共是難於滿足的，但仍可保持聯絡。王淇同王錫珍商定了再次接頭的時間，然而王錫珍如約接頭時，王淇卻爽約未到，結果這條線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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