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13日，哈爾濱的夏風裹著松花江的水汽，黏糊糊地貼在皮膚上，像北大荒開春時化不開的凍土層。梁昇扛著灰藍色的帆布行李箱，鍾珊珊拎著布包袱，從鐵路局招待所搬了出來。招待所一晚上兩塊五的房錢，住了十天己經花了二十五塊，差不多是他們帶出來的錢的六十分之一。梁昇在來哈爾濱的第一週就踩好了點，紅軍街12號這家“紅星旅館”是機務段辦的，離哈工大正門只有三百米，一晚上一塊五，比招待所便宜一塊，老闆娘還是機務段退休職工的家屬，知根知底，不會多嘴問他們的來歷。

旅館是棟二層紅磚小樓，牆皮掉了好幾塊，露出裡面灰黑色的土坯，像連隊馬架子牆根被雪水泡酥的印子。門口的老槐樹杈上掛著個掉了漆的木牌，風一吹晃得吱呀響，和連隊倉庫的門軸一個調子。給他們安排的房間在二樓最裡面，窗戶對著一條窄巷，巷子盡頭能看見哈工大灰紅色的圍牆，牆頭上爬著牽牛花，紫的、粉的，在風裡晃，像栓子用蠟筆在石板上畫的拖拉機。

房間很小，兩張單人床擠得幾乎挨在一起，中間擺著張掉漆的書桌，桌角還刻著前幾任住客的名字，有個“趙”字，梁昇猜是趙大強之前來哈爾濱考學時刻的——去年趙大強來哈爾濱考技校，就住在這片區域。牆角的臉盆架歪著，搪瓷臉盆上印著“勞動模範”的紅字，是張老闆丈夫生前得的獎，盆底有個洞，用錫焊補過，像梁昇修過的拖拉機油箱。窗戶的玻璃裂了道縫，用舊報紙糊著，風一吹嘩啦響，鍾珊珊伸手摸了摸，報紙是三個月前的《黑龍江日報》，上面還登著恢復高考三週年的社論。

安頓下來的第二天，天剛矇矇亮，松花江上的霧氣還沒散，梁昇揣著兩封信，去了巷口的郵局。信封是他用連隊的備課紙自己糊的，邊角有點毛，收件人地址寫著“黑龍江省852農場三分場”，寄件人地址寫著“哈爾濱市南崗區紅軍街12號”。他沒寄掛號信，怕多花錢，也沒寫哈工大或者哈師大的地址，怕萬一考不上，信退回來，連隊的人看了笑話。

“你為什麼不寫哈工大或者哈師大的地址？”回來的路上，鍾珊珊拎著兩個剛買的油餅，指尖沾著豬油的香，輕聲問他。她的辮梢用橡皮筋扎著，鬢角的塑膠梅花髮卡在晨光裡閃著粉瑩瑩的光，是阿強哥哥從北大荒帶回來的樣子，和梁昇給她磨的銅片書籤是一對。

梁昇接過油餅，咬了一口，硬得硌牙，像連隊的玉米麵餅子。“因為我還不確定能不能考上。”他把油餅掰了一半遞給鍾珊珊，目光落在巷子盡頭哈工大的圍牆上，那裡的爬山虎己經爬滿了半面牆，綠得發亮，“如果考上了，再寫學校的地址。如果沒考上……”他頓了頓，手指無意識地摸了摸腕上的上海牌手錶，錶帶是舊的，是他用修拖拉機的零件換的，“那就另說。咱還有金條，還有手藝，總能活下去。”

鍾珊珊沒有追問。她只是把他的手攥得更緊了，指腹的老繭蹭過他的手背，像連隊的風，像松花江的浪。她知道他心裡的那根刺——政審。他父親是1957年的右派，雖然1979年平反了，但檔案裡的記錄還在。周指導員說“原則上不影響錄取”，但“原則上”和“實際上”之間，隔著多少不確定性，誰也說不好。她的政審雖然沒問題，但父母離異在1980年仍是一個敏感的檔案標籤，她報考的是南京外國語學院英文系，跨省調劑，一切都是懸著的。她不想在連隊空等，更不想讓連裡的人看到她焦慮的樣子——上一世，她就是在連隊的馬架子裡，等來了“未被錄取”的通知書，最後灰溜溜地回了連隊，首到1982年才返城，那種絕望，她這輩子都不想再嘗一次。

寫信的過程花了整整一個上午。梁昇給連長寫了一封，給指導員寫了一封，給趙大強、陳衛國、李秀蘭、小徐各寫了一封，每封信的內容都不一樣，不是籠統的“感覺還行”。給連長的信裡，他特意提了二賴子叔的腰：“周叔，二賴子叔的腰要是還疼，別讓他再扛化肥了，等我到了南京，問問醫院的醫生，有沒有治腰的膏藥，放假帶回去給他。”給秀蘭嫂子的信裡，他說了栓子的單詞本：“秀蘭嫂子，栓子的單詞本我帶上了，他在上面畫的拖拉機，我給南大的老師看了，老師說畫得特別好，等回去教他認更多的單詞。”給趙大強的信裡，他講了拖拉機的化油器：“大強，你上次說的東方紅履帶打滑的問題，我在哈爾濱看了哈工大的資料，應該是履帶板的花紋磨平了，等回去我給你改改花紋，保證不打滑。”給陳衛國的信裡，他提了金條的事：“衛國，連隊的金條我都帶在身上，縫在行李箱的夾層裡，你放心，我不會亂花，等畢業回去，給連隊蓋教室，給拖拉機裝不冒黑煙的引擎。”給小徐的信裡，他說了化肥的事：“小徐，你研究的複合肥配方，我給南大的農學系老師看了，老師說可行，等我去學了計算機，幫你算更精準的配比，讓咱連隊的苞米畝產上千斤。”

鍾珊珊坐在旁邊，給他研墨，墨是機務段的師傅送的，黑得發亮，像北大荒的黑土。她看著梁昇寫字，他的字像他的人，硬邦邦的，帶著股子韌勁兒，每一筆都像他在連隊寫的工作日誌。她偶爾會插一句，說給栓子的信裡要加一句“老師想你了”，說給秀蘭嫂子的信裡要提“桂花糕特別甜”，梁昇都一一照辦，筆尖在紙上劃出沙沙的聲音，像連隊的苞米葉子在風裡晃。

信封上的寄件地址，他寫了三遍，生怕寫錯了。寫完之後，他把信投進郵筒，郵筒是綠色的，上面印著“人民郵電”的紅字，風一吹，郵筒的門晃得吱呀響，像連隊倉庫的門。鍾珊珊站在他身後，沒說話，只是把手輕輕搭在他肩膀上。她知道，這些信，是他們對連隊的承諾，也是他們對未來的期許。

等待的日子比考試還難熬。考試的時候，你有事情做——做題、思考、寫字，腦子是滿的。等待的時候，腦子是空的，卻又塞滿了各種念頭：考得夠不夠好？政審能不能過？志願該怎麼填？南京的指標到底有沒有？梁昇每天早起，沿著紅軍街跑步，跑到哈工大的校門口，隔著鐵柵欄看一眼校園。哈工大的學生們穿著白襯衫，抱著書本匆匆走過，有的騎著腳踏車，車鈴叮噹響，像連隊的拖拉機突突的聲音。他站那裡看十分鐘，然後跑回來，額頭上沁著汗，口袋裡揣著那本陳衛國寄來的DJS-130的資料，跑完步就拿出來看，頁邊全是他的批註：“燃料供給=輸入裝置，曲軸轉速=時鐘訊號，噴油嘴=輸出埠”“零下40℃啟動程式需適配感測器”。鍾珊珊則在房間裡背英語單詞，翻那本翻爛了的《政治複習提綱》，書頁的邊緣全是批註，有的地方被汗浸得發軟，字跡暈開一點，像北大荒雪地裡踩出的腳印。她偶爾會寫幾句日記，用鉛筆寫在書的空白處：“7月15日，晴，梁昇去跑步了，我背了五十個單詞。風裡有松花江的味道，像烏蘇里江的。我摸了三次金條，還是涼的，但我知道，那是我們退路。”“7月16日，陰，李主任來了，帶了半袋蘋果。他說成績大概七月底出來，出分當天就要填報志願。我的心又提起來了，手指都在抖。”“7月17日，雨，梁昇修好了一臺收音機，賺了五毛錢。他把錢攤在桌上，像展示戰利品。我笑了，他也笑了，但我們都知道，這五毛錢買不來安心。”“7月18日，晴，我背到了‘diplomat’（外交官）這個詞，想起上一世我在外交部門口站了三個小時，沒敢進去。這一世，我要站在那裡，代表中國說話。”“7月19日，多雲，梁昇撿了箇舊齒輪，回來洗乾淨，說可以用來修收音機。他的手全是老繭，像二賴子叔的手，特別暖。”

兩個人都不怎麼出門。哈爾濱的夏天短暫而珍貴，七月底就開始有了初秋的涼意，早晚的風裡帶著點松樹的清苦味。他們省著花錢——一千西百多塊，要撐到錄取結果出來，可能還要撐到去南京報到。能不花的錢，一分都不花。早飯是兩個油餅，西分錢；午飯是巷口張婆婆的赤豆元宵，一毛錢一碗；晚飯是自己煮的玉米麵粥，五分錢一斤的玉米麵，能吃兩頓。張婆婆總是多給他們舀一勺紅豆，說“知青娃，長身體的時候，多吃點”，她的圍裙上沾著麵粉，手指關節粗大，像秀蘭嫂子的手。有一次，梁昇幫她修好了收音機，她硬塞給他們兩個煮雞蛋，說“你們倆瘦得跟豆芽似的，補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