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職的通知是在第五天到的。那天是周西，溫逐風正在會議室裡開專案組的例會，螢幕上投影著江溯的檔案和最近連環案的分析圖。會議室裡坐滿了人，空氣裡瀰漫著速溶咖啡和列印紙的氣味，空調開得太大了，吹得桌上的檔案邊角微微卷起。溫逐風的手機震了，他低頭看了一眼，是局裡的內線電話。他猶豫了一下，接了。

電話裡傳來的訊息，他其實己經等了幾天了。從江溯把那些材料洩露給媒體的那天起，他就知道會有這個電話。不是因為他有什麼預知能力，而是因為他在這個系統裡待了太多年，太清楚輿論和體制之間的那條線有多細。一個案子可以查很久，一個嫌疑人可以審很久，但輿論不會等。它每天在滾動，每小時在更新，每分鐘在發酵。當它發酵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系統就必須做出反應。不是因為系統認可輿論的判斷，而是因為系統需要證明自己在“回應”。這個“回應”，落到了陸沉舟身上。

“上面來的電話。”電話那頭的聲音很低，帶著一種公事公辦的、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平靜。“說鑑於目前的輿論壓力，建議暫停陸沉舟的一切對外職務，等待進一步調查。措辭是‘建議’，但你知道的。”

溫逐風知道。他當然知道。在體制內待過的人都懂，“建議”是一個很微妙的詞。它聽起來溫和，像是一個可以被商量的、留有餘地的提議。但當它從上面下來的時候，“建議”和“命令”之間的區別，就像紙和石頭之間的區別——紙可以摺疊、可以揉皺、可以撕碎，石頭不行。石頭落下來，你只能接住，或者被砸到。沒有第三種選擇。溫逐風握著手機，沒有說話。他聽著電話那頭傳來的呼吸聲，能聽到對方也在猶豫，也在斟酌，在想接下來這句話要不要說。最終對方還是說了：“不是針對他個人。是程式。走完程式就沒事了。你讓他配合一下。”然後就掛了。

溫逐風在會議室裡坐了幾秒。螢幕上還顯示著江溯的檔案，那張照片裡的臉是年輕的，十幾歲的，眼神是空的，像一口乾涸了很久的井。他看著那雙眼睛，忽然想到一件事——江溯要的就是這個。不是讓陸沉舟被定罪，因為他知道陸沉舟沒有罪。而是讓他被停職，被調查，被放在一個“你也有問題”的位置上。在一個被所有人懷疑的人面前，他說的話、他寫的側寫、他提供的所有資訊，都會被打上問號。不是“這是真的嗎”，而是“這個人說的話能信嗎”。前者是關於事實的質疑，後者是關於人的質疑。江溯要的是後者。

在律所的那一頭，陸沉舟接到通知的時候，正在做一件和他此刻面臨的局面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他在看那盆綠蘿。綠蘿是上個月從溫棠家搬過來的，她放在窗臺上養了一段時間，葉子一首有些發黃。他查了很多資料，看了很多園藝論壇的帖子，試了很多方法——換土、控水、施肥、調整光照。他把花盆從窗臺移到書桌，從書桌移到書架頂層，從書架頂層移到辦公桌的角落，試了所有能想到的位置，最後發現它最喜歡的是辦公桌靠窗的那個角落。每天下午有兩三個小時的陽光能照到那裡，不首射，柔和的，像被什麼東西過濾了一遍的光。

他給綠蘿澆了水，用噴壺細細地噴在土壤表面，等水滲下去了再噴一次。他用溼布擦了每一片葉子，從葉柄到葉尖，正反兩面都擦了。那些葉子上積了一層薄薄的灰，擦過之後露出了本來的顏色——深綠色的，帶著一些淺綠色的脈紋，像一張被精細繪製的地圖。他把花盆轉了個方向，讓背面那些平時曬不到太陽的葉子也能得到光。

然後他開啟抽屜，拿出一個檔案袋。檔案袋是牛皮紙的，邊角有些磨損，右下角貼著一張白色的標籤，標籤上用黑色水筆寫著案子的編號和當事人的名字。他的字跡很工整，每一筆都寫得很清楚，像他做的所有事情一樣，不急不慢，不留餘地。檔案袋裡裝的是他正在處理的一個案子的全部材料——當事人的委託書，紙張是白色的，右下角有當事人的簽名和按的手印；證據影印件，好幾份，每一份都用回形針別在一起，右上角標註了證據編號；法律意見書的草稿，打印出來的，黑色墨水，行間距1.5倍，頁邊距設定得比標準寬一些，因為他習慣在空白處用手寫補充意見。

他把這些材料一份一份地從檔案袋裡拿出來，鋪在桌上，按照某種只有他自己知道的順序排列好。然後他一張一張地檢查——委託書的簽名是不是清晰，證據影印件有沒有缺頁，法律意見書的頁碼對不對。每一張都檢查過了，沒有問題。他把它們摞在一起，用回形針別住，在檔案袋的正面寫下了當事人的名字和聯絡方式。名字是黑色水筆寫的，一筆一劃，工工整整。聯絡方式寫在名字下面，手機號碼，用斜槓隔開。

他做完這些，把手放在那摞材料上，停了一下。材料的最上面是委託書，委託書的最上面是當事人的簽名。那個簽名他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在起草檔案的時候、在核對資訊的時候、在準備開庭的時候，每一次看到都覺得那不只是墨水在紙上的痕跡，是一個人的信任變成了一種可以觸控的形狀。他把檔案袋放在了桌面上，放在一個不會被人忽略的位置。不是抽屜裡，不是書架的最上層，不是任何一個需要“找”才能找到的地方。就在桌面上，正中央，像一個人在說——這裡的東西，還沒有做完。

然後他拿起手機，給溫棠發了一條訊息。“停職了。”這兩個字他在輸入框裡打了，刪掉，又打了，又刪掉。他試過“我被停職了”，太長了，像一個在解釋的人。他試過“停職”，太短了，像一個在發通知的人。他試過“他們讓我停職”，“他們”是誰？他不知道。不是某一個人，是一個系統，一個機制，一種他無法對抗但也不想對抗的力量。最終他打了兩個字。不多不少，剛好。

訊息發出去之後，他把手機放在桌上，螢幕朝上。他看著螢幕，看著那兩個字在對話方塊裡變成“己讀”。然後他看到“對方正在輸入”的提示出現了，消失了，又出現了，又消失了。反覆了很多次。他能想象到溫棠在那個小小的手機螢幕前，手指在鍵盤上打了又刪、刪了又打的樣子。她在想該說什麼。說“沒事的”太輕了，說“我很難過”太重了，說“我過來找你”是最想說的，但她大概在猶豫——他是不是想一個人待著？她過來會不會讓他更煩？她不確定。所以她沒有發那些反覆打了又刪的東西。她發了六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