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地方法院，法庭不是那間大法庭。是七樓的第七號小法庭。小法庭的光線很暗，天花板上嵌著兩排日光燈，燈管有一根在閃，每隔七八秒鐘亮一次又滅一次。旁聽席只有三排木頭長椅，坐的人不多，兩個中國駐日使館的工作人員、三個日本記者、一個翻譯。徐文俊坐在第三排靠走道的位置。他穿著一件白色襯衫，袖口扣得很整齊。腳邊放著帆布包。包裡的東西和四個月前比少了很多，筆記本、商工登記簿的影印件和那份四十七頁談話記錄的副本他都交給法院了。現在包裡只有一件換洗衣服和一把在中華街買的牙刷。

田中一郎站在被告席上。他沒有戴手銬。日本法院的慣例是在法庭上不展示對被告的強制約束。他站在一個木頭欄杆的後面，欄杆很高，只露出胸口以上。頭髮全白了。四個月前他還有四成是黑的。人瘦了一圈。西裝是事務所助理幫他送進來的，還是那套深灰色的，尺寸沒變，但穿在現在的他身上卻顯得特別大。褲腰在髖骨的位置空出了一截，皮帶在原來的扣眼上顯得鬆了很多。代理律師站在他的左側，一個在看守所被指派的前檢察官出身的中年男子，頭髮梳著標準的三七分，桌上攤著日譯本的全部證據。律師翻了翻桌上的檔案，和檢方交換了一個極短的對視。

法官叫松本。他的頭髮也白了，但沒有田中一郎的頭髮白得那麼快。他是個年過六旬判了一輩子商業案件的老法官。國際刑事案件是他職業生涯裡為數不多的幾次之一。他推了推老花鏡，用日語唸了起訴要點。商業欺詐、跨國有組織犯罪協助、行賄、協助殺人。每念一項罪名的構成要件時他的語速都會變慢一些，像是要在語法停頓的間隙裡掂量一下這些罪名在現實中的重量。

檢方陳述。三個檢察官輪流發言。第一個陳述了田中商事與恆達電子的虛假貿易，1995年到1997年間，恆達電子向田中商事支付了約五百萬日元的技術諮詢費，而田中商事從未向恆達電子提供過任何技術諮詢服務。第二個陳述了資金流向，這三百萬日元最終以封口費的名義匯入恆通貿易控制下的賬戶，用途是阻止徐建國繼續調查田中商事在中國的商業關係。第三個陳述了1995年6月徐建國死亡案與上述資金之間的因果關係，沒有這三百萬日元，就沒有鄭國平，就沒有那個在徐先生車上做手腳的陳永福。

律師陳詞很簡短。他沒有進行無罪辯護，證據太多太密，每一張紙都指向那個無法迴避的結論。他只說了四點。第一，田中一郎先生來華的所有商業行為在當時中國法律框架下未被明確界定為非法。第二，田中一郎先生沒有直接參與對徐建國先生的加害行為，中間經過了三個環節。第三，田中一郎先生在此前沒有任何前科。第四，田中一郎先生在案發後八年內積極配合中日貿易促進工作，為中國電子行業引入了多項日本技術。他說這四點的時候，聲音始終保持在同一個音量上。不高不低。

田中一郎在律師說完以後被問到還有什麼話要說。他沉默了很久。法庭上沒有人催他。日光燈管還在閃。松本法官把老花鏡摘下來，鏡腿搭在檔案上。田中一郎側過身去看了一眼旁聽席。他和徐文俊的視線碰了一瞬間。他看見了那個穿白襯衫的年輕人。還是那件白襯衫。還是那雙安靜的眼睛。和約五個月前坐在田中商事茶室裡的那個人一模一樣。他不恨這個人。他已經過了會恨一個人的年紀。他恨的是自己，恨自己用了十六年時間堆起來的看似乾淨的一生，最後是被三筆轉賬和兩個中間人一起拖進了法庭。他終於開口。聲音不大，但第七法庭太安靜了，每個字都能傳到最後一排。

我對不起徐建國先生。沒能在活著的時候對他說這句話。我今天說。希望他能聽見。

松本法官戴上老花鏡。錘落。判決：商業欺詐，罪名成立。跨國有組織犯罪協助，罪名成立。行賄，罪名成立。協助殺人，罪名成立。合併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日本的刑期計算和中國不同。十二年在日本是一個重判。錘聲在第七法庭很薄的牆之間迴盪了一下然後沒有了。旁聽席上那個翻譯摘下耳機，在筆記本上寫下了判決結果，筆尖在紙上停頓了一下才繼續往下寫。

同一天。濱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林永明和鄭國平的審判同步進行。

林永明站在被告席上的時候，他的妻子坐在旁聽席的最後一排。她沒有看他的方向。她一直低著頭，用一個綠色的手帕捂住自己的眼睛。有時擦一下，然後又低下頭。那條手帕已經溼透了，攥在手裡看不清顏色。他知道她在。但他不敢回頭。他在警察的引導下走進法庭的時候步子很小很小。他看見過道盡頭有個穿白襯衣的女人站起身想往前衝過去，被法警攔下來了。不是他姐，是公司的財務，跟了他八年，走到他身後的欄杆前對他喊了一句話，他回頭了。她說。你一走，我們都得重新找工作！他沒有回答。他被法警架著繼續往前走。他低著頭，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泥裡走。法官一條一條念罪狀的時候，林永明始終沒有抬頭看任何人。法槌落下的聲音不是很大，但在安靜的法庭裡傳了很久。行賄，十五年。協助殺人，判處無期徒刑。合併執行無期。法槌落下以後旁聽席上忽然有人哭了出來，不是他妻子，是一個穿著公司制服的年輕姑娘，恆達電子的前臺，在恆達做了三年。她捂著臉彎下腰去，整個人的肩膀都在發抖。林永明聽見了。他沒有回頭。他被法警帶出去的時候，經過旁聽席最後一排他妻子的座位。他的妻子將那塊溼透的綠手帕放在她自己的膝蓋上，兩手平平地按在上面，看著自己的手指，沒有看他。他也沒有停。兩個人隔了不到一米的距離，但中間隔了七年的沉默和一條永遠還不清的人命。

鄭國平站在被告席上的時候很安靜。他穿了檢察院提供的一套深藍色長袖服。頭髮理短了，鬢角的白髮被剪掉了大半。他交代了自己的一切，收錢、找人、聯絡兇手。他向法官說了三次對不起。第一次對著法官。第二次對著旁聽席上徐建國的照片——照片是周國安讓人放的，一張黑白一寸照放大了裝在相框裡擺在旁聽席第一排正中間的位置。那是徐建國年輕時拍的工作照，白襯衫，頭髮梳得整齊，眼睛裡有一點光。鄭國平對著這張照片鞠了一躬，躬的弧度不大，但他保持了很久，像肩膀上有塊鐵壓著他彎下去就直不起來了。第三次沒人知道他對著誰。故意殺人，無期徒刑。他沒有上訴。

同一天晚上。省城檢察院。周國安的辦公室。他坐在桌前，面前是兩份判決書的影印件，田中一郎的日文版和中文翻譯版；林永明和鄭國平的中文版。他把它們疊在一起。厚厚的一摞。然後他從鐵櫃的第三格取出那個檔案袋。袋口開啟。裡面是徐建國的案卷。他把案卷翻到最後一頁，他上個月籤的那份新結論。結論下附了一行小字：原結論酒駕墜江不予成立。予以撤銷。旁邊蓋了一個很紅的章。章印未乾透，周國安的手指碰到時，油墨從章的背面染到了他的指尖。

他從抽屜裡拿出一個新信封。在上面寫了兩個字：平反。把新結論放進去。信封沒有粘口。他用一支已經沒有多少墨水的鋼筆在信封的一角寫下了日期，2004年8月×日。這個日期和酒駕墜江的原結論日期差了整整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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