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我正在宿舍睡覺。宿舍陰冷陰冷的，暖氣片燒得溫吞吞的，貼著牆的那一面熱乎，遠一點的地方就涼了。我把被子裹得嚴嚴實實的，只露出一截頭髮在外面，被角壓在身子底下，像只縮排殼裡的蝸牛。北京十二月的中午，天還是灰濛濛的，窗戶玻璃上凝著一層薄薄的白霜，透進來的光也是冷白光，照不暖什麼東西。

中午吃飯點張雪麗給我打了一份飯送了過來。我聽見門響，迷迷糊糊翻了個身，眼皮沉得像灌了鉛，怎麼也睜不開。她走到床邊，彎腰拍了拍我的肩膀：“起來吃飯了，中午有紅燒肉，我給你打了滿滿一份。”聲音在我耳朵邊響著，可那些字像是隔著一層厚棉花，怎麼都透不進來。我含糊地應了一聲，翻了個身把臉埋進枕頭裡，渾身痠軟，像是被什麼東西壓了一整夜，連抬胳膊的力氣都沒有。

張雪麗看我賴著床不起，知道我是真的困，也就沒再打擾我。她把飯盒放在暖氣片上，用手背貼了一下飯盒底，試了試位置，又往暖氣片中間挪了挪，轉頭跟我說：“我把飯放到暖氣片上了，一會你起來吃，涼了就不好吃了。我去上班了。”她說完沒急著走，站在床邊低頭看了我一會兒，然後伸手，細心地幫我把被子邊角掖了一掖。被子壓進肩膀下面，邊角抻平了，像是怕風從縫隙裡鑽進去似的。她的手指頭碰過被角的時候，隔著被子能感覺到一點餘溫。掖完被子她就出去了，門在她身後輕輕合上，發出一聲細響，宿舍裡又恢復了安靜。我枕著那股還沒散盡的溫熱，又沉沉地睡了過去。

她剛走沒多大會兒，枕頭旁邊傳來一陣滴滴滴的聲響。那聲音又短又急促，在安靜的宿舍裡顯得格外刺耳。我迷迷糊糊地翻了個身，伸手在枕頭旁邊摸索了幾下，摸到那臺黑色的傳呼機，拿到眼前眯著眼看了看。螢幕上顯示著幾個字：來監控室一趟。我沒多想，以為是張德生或者其他人無聊喊我上去閒聊，就把傳呼機往枕頭邊一擱，翻了個身準備繼續睡。那幾個字在暗下去之前又亮了一下，像是提醒我別忘了。

不一會，劉金龍從樓上下來了。推門進來的時候帶進來一股走廊裡的涼氣，他站在門口朝我床的方向喊了一聲：“給你打傳呼留言你咋不上去？”我翻過身來，頭髮亂糟糟的，揉著眼睛問了一句：“啥事情？”劉金龍說：“姑姥爺剛才打電話問你在崗沒，說你要是休息就過去一趟，要是不過去就給他回個電話。”

我聽到這裡便坐了起來，被子從肩膀上滑下去，冷空氣一下子貼上來，激得我打了個寒顫。我搓了搓胳膊，穿上衣服，鞋帶還沒繫好就往樓上走。監控室裡暖氣比宿舍足，張德生正在看監控螢幕，見我進來指了指桌上的電話：“打吧，己經掛了有一會兒了。”我拿起聽筒，撥了姑姥爺家的號碼，響了兩聲那邊就接起來了，像是姑姥爺一首在電話旁邊等著。

“喂，姑姥爺，是我。”電話那頭姑姥爺的聲音聽上去跟平常差不多，不急不慢的：“你沒事過來吧，老家你秀髮叔的弟弟來北京看胳膊，現在他們哥倆都在我這裡。你要沒事就過來一起吃飯。”我說行：“我洗把臉就出發過去。”

於是我回宿舍洗洗臉，水龍頭擰開的時候涼水嘩啦一下衝出來，冰得手指頭髮麻。我胡亂洗了兩把，擦乾臉，換了身乾淨衣服，也沒吃張雪麗給我打的那份飯，飯盒還擱在暖氣片上，蓋子蓋著，不知道涼了沒有。我拿了外套穿上，出了門，走到公交站坐302車奔姑姥爺家去了。

北京的十二月天短，雖然才下午，太陽己經偏西了，光線斜斜地照在街道上，把行人的影子拉得長長的。路邊的小攤販都裹著厚厚的棉襖，雙手揣在袖子裡縮著脖子，偶爾有人停下來問價錢，連說話的熱氣都是白霧。302路公交車裡暖氣開得足，車窗玻璃上糊著一層水汽，外面的街景像隔了一層毛玻璃，模糊成一團灰濛濛的影子。我把臉貼在車窗上，抹了一塊乾淨的地方往外看，那些熟悉的站牌一個接一個地往後退，像是日子也跟著它們一起往後去了。

到了姑姥爺家，推開院門，屋裡爐火燒得正旺，推開屋門的一瞬間一股熱氣和飯菜的香味撲面而來。我往裡一看，原來是很少見的軍法叔和秀髮叔在屋裡坐著。軍法叔坐在沙發靠裡那頭，秀髮叔坐在對面的椅子上，兩個人正對著電視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我進屋喊了人，跟軍法叔打招呼：“你怎麼來了軍法叔？”他回過頭看見我，先是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然後笑了，眼角的褶子往兩邊擠：“小飛現在變樣了，穿的跟城裡人似的，都快認不出來了。”

我笑了笑，在他旁邊坐下，又看了看他的胳膊，也沒看出有什麼明顯的問題。他的右手搭在膝蓋上，袖子耷拉著，看不出是骨頭還是肉。我問他：“胳膊怎麼了？”軍法叔嘆了口氣，說：“去年喝多了騎摩托車回家的時候出了車禍，把胳膊摔斷了。在鄭州做手術，筋沒接好，現在胳膊抬不起來。尋思著來北京看看能不能找家大醫院再看看。”他說著抬起右臂試了一下，胳膊只能抬到胸口的位置，再往高就停住了，像是被什麼東西拽住了，再也上不去。他放下胳膊，臉上的表情沒變，可我看見他的手指頭攥了一下褲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