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表哥在城裡學修摩托的這幾個月，日子過得也算自由，踏實安穩。雖然每天手都泡在機油裡，指甲縫裡永遠是洗不乾淨的黑印子，衣服上也是一塊一塊的油漬，可心裡頭不覺得憋屈。不用看誰臉色，不用聽誰嘮叨，幹完活就吃飯，吃完飯接著幹，要麼閉店後和表哥逛逛街，遊戲廳玩耍，沒事打打檯球，簡單得很。

一天管兩頓飯，師孃做飯。她雖然說話大嗓門，隔著半條街都能聽見她喊人的聲音，可人長得漂亮又時尚，燙著一頭大波浪捲髮，耳朵上掛著一副大耳環，走路的時候跟模特似的，跟村裡那些婦女完全不同。她對我們幾個學徒也算照顧，每天中午和晚上都按時做飯，炒菜、煮麵條、蒸包子，不讓我們餓著。吃飯的時候我們幾個學徒蹲在後院門口的臺階上，一人端一個碗，呼嚕呼嚕地吃，她有時候也蹲在旁邊跟我們閒聊幾句，說的都是些閒話——你們幾個勤快點，跟大勇好好學，這也是一門技術，以後離開這裡也是鐵飯碗，要麼旁邊誰家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學了，街口那家燴麵館是老味，城裡的電影院在放什麼新片子。她說話的時候嗓門大歸大，可聽著不刺耳，反倒讓人覺得熱絡。

師傅經常不在店裡，幾天見一次面，基本很少跟我們說話。他每次來的時候也不怎麼進修車間，在後院那間屋裡待一會兒就走了，每次來都是穿著一件乾淨的夾克，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的，不像是個修車的人。我們幾個學徒在店裡埋頭幹活，他經過的時候也不看我們，像是根本沒把我們這些人放在眼裡。一開始我以為他就是個不管事的老闆，只管收錢，不管幹活，真正守著修車行教我們技術的，是他二弟——一個三十來歲的師兄，瘦高個子，說話很客氣很少發脾氣，話也不多，可手底下是真有活兒。我們喊他師兄，他教我們拆發動機、調化油器、換鏈條、校剎車，一點兒一點兒地教，不藏私，也不嫌我們笨。他說幹這行就是靠手藝吃飯，手藝學在手裡，誰也拿不走。

我以為日子就會這樣過下去——跟著師兄學一門手藝，學會了以後去北京好找工作，靠手藝吃飯，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臉色。可首到摸清底細，我才驚出一身冷汗。

這位平日裡很少見面的師傅、看著斯文隨和的真正老闆，竟是整個縣城赫赫有名的地頭大哥，是九十年代我們當地縣城實打實的江湖人物。他姓袁，小名叫大軍，整個縣城混社會的人都知道他，街上開店的、擺攤的，提到他的時候聲音都會低半度。

小方在縣城衛校上學，偶爾會騎著摩托車來找我倆玩。他那輛金城鈴木100還是他孃的，他騎出來的時候總愛在後座上綁一個書包，裡頭塞著課本和飯盒。有一次他過來給他的摩托車調剎車，說後剎不太靈，捏到底了還往前滑，讓我幫他看看。我蹲在地上幫他緊了緊剎車線，試了試，好了一些。他剛要走，還沒來得及上車，師傅正好這天也回來了。師傅從一輛麵包車上下來，看了我們一眼，沒說話，進了後院。

等我和表哥幾個學徒天黑，師兄說收攤了。我洗了手，甩了甩水珠，把工具箱鎖好，推著腳踏車出了門。小方一首在門口等著我倆，他靠在摩托車上，手裡攥著一串鑰匙，看見我出來了，走過來，壓低了聲音，臉上的表情跟平時不一樣。

“小飛，”他說，“你們老闆是出了名的黑社會老大。”

我愣了一下，沒反應過來，還笑了一聲，說：“你聽誰說的？”

小方又說：“真的，他就是前幾年被人捅了七刀扔河裡都沒死的大軍。”

我和表哥對視了一眼，都不相信。那師傅看著斯斯文文的，不怎麼說話，穿得也乾乾淨淨的，怎麼看也不像是被人捅過七刀的人都沒死，還是人人見了都怕的黑社會老大。表哥擺了擺手，說：“你別瞎說，人家就是個修車行的老闆。”

小方急了，聲音大了些：“我沒瞎說，我衛校的同學都知道，他在縣城混了多少年了，誰不知道他？他被人捅了扔河裡，都沒死，後來爬上來，被人發現送到醫院又活過來了，縣城裡沒人敢惹他。”

那天晚上，我和表哥都沒怎麼說話。回到住的地方，躺在鋪上，看著天花板，腦子裡翻來覆去的，全是小方說的那些話。可第二天到了修車行，看見師傅坐在後院和人說話，還是那副斯斯文文的樣子，我們又把這事給忘了——說來說去，我們就是學徒，他是什麼人不關我們的事，我們只管學手藝、幹活、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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