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聽見爸爸說讓我跟他去北京跟著趙叔叔學修車，我是有意願的。一個半大小子，聽說能去北京學手藝，心裡頭不可能一點波瀾都沒有。那時候我站在堂屋裡，聽見他說“過去了我跟你趙叔叔說說，去他那裡”，腦子裡確實閃過一些畫面——北京，大城市，樓高路寬，人來人往，學一門手藝，將來不愁吃穿。我心裡確實搖擺猶豫過，去還是不去，兩個念頭在腦子裡來回拉鋸，像拔河一樣，今天這頭佔上風，明天那頭又扯回去了。

可跟著二表哥在工地踏踏實實幹了大半個月，我就不怎麼想這事了。工地上的活不輕鬆，提泥包、推磚頭、和水泥，一天下來胳膊酸腿疼，手上磨出了薄薄一層繭子，可習慣了之後也不覺得有多苦。每天干完活，兜裡揣著現錢，五十一張，實實在在的票子，是自己出力掙來的。不用看誰的臉色，不用聽誰叨叨，也不用拘謹度日，想吃什麼買什麼，想穿什麼買什麼，花自己的錢，誰也不欠誰。平日裡有空還能去錄影廳看場電影，或者去遊戲廳打幾把遊戲機，那份自在輕鬆，是在家裡從來體會不到的。在老家，花一分錢都要琢磨後媽會不會問“錢哪來的？是跟爸爸要的？還是跟家裡其他誰要的”，可在工地，錢是自己掙的，花得理首氣壯。

我徹底打消了去往北京的念頭。我清楚自己心思簡單，玩不過處處精打細算的後媽，不願一頭扎進處處受拘束的日子裡。跟後媽朝夕相處，她說什麼話我得琢磨三層意思，她做什麼事我得繞三個彎去猜，我這個人，沒那個腦子，也沒那個耐心。與其在北京被她管著、盯著、束縛著，不如留在老家，靠自己出力掙錢，好歹落個自在。

眼看著爸爸把修理廠的事情處理得差不多了，收拾行裝的日子一天天臨近，我知道他們動身奔赴北京己是板上釘釘的事，改不了了。

從訊息砸下來那一刻，我心裡就打起了退堂鼓，半點不想跟著他們去北京。後媽心思縝密，凡事都盤算得滴水不漏，她說的每一句話都像是提前想過好幾遍的，語氣、表情、停頓，都是算好的。論心眼我不如她，真要朝夕相處在一處，往後一言一行都要被他們束縛著，她說什麼我得聽什麼，她安排什麼我得做什麼，連喘口氣都得挑時候。那樣活著，還不如留在老家自在安穩。

我開始琢磨怎樣能找個藉口不跟他們去北京。到那時，我是裝病還是跟爸爸首說？裝病的話，後媽肯定一眼看穿，可能也是她希望的，她精得像只狐狸，我真裝病她都能看出來我是真病還是裝的。首說的話，爸爸肯定不同意，他可能都跟那邊趙叔叔說好了，我這邊臨時變卦，他臉上掛不住。思來想去，怎麼都不好辦，怎麼都不行。

六月正午的日頭烤得工地塵土發燙，陽光白晃晃地砸下來，曬得地面上的碎磚和水泥灰都泛著熱浪，空氣被烤得扭曲變形，像是有人在前面點了一團看不見的火。我剛放下手裡的推車，在牆根陰涼處歇口氣，表哥推著一車磚頭停在我旁邊，磚頭碼得整整齊齊的，車把上搭著一條被汗浸透了的毛巾。他把車靠牆停好，蹲下來，看著我，問了一句：“又想啥呢？趕緊把水泥給他們倒滿，差不多就該下班了。”

我回過神來，沒接話，彎腰拎起灰桶，一桶一桶地給幾個大工的灰桶倒滿水泥砂漿。表哥也幫忙，兩個人一左一右，幾趟下來，灰桶都滿了。完事後我倆回到牆根陰涼處坐下，等著下班。我靠著磚牆，手裡攥著一根草棍，在指間繞來繞去，繞了幾圈又鬆開了。心裡的念頭也跟著這根草棍一樣，繞來繞去，繞不出個結果。

不大一會，大工們都開始收拾東西了。他們從木架上下來，把瓦刀、抹子、搓板往工具箱裡放，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聲音在燥熱的空氣裡嗡嗡地響著，像是被熱風吹散了一樣。大姨夫站在工地門口，朝我倆招了招手，喊了一聲：“走了走了，下班了！”

我和表哥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土，跟著大姨夫往外走。工地的鐵門被合上，鎖鏈嘩啦一聲響，像是把一天都關在了裡頭。

一路上，我推著車，表哥走在我旁邊，大姨夫在前頭騎著車，三個人沿著土路往村裡走。路兩邊的麥田己經黃了，沉甸甸的麥穗低垂著，風一吹就起一層金色的浪。我把車速放慢了些，跟表哥並排，開口問了他一句：“你說我咋能不去北京？你能不能幫我想個辦法？”

表哥沉默了一會兒，像是在認真想，可最後還是搖了搖頭：“我也不知道怎麼說，要不你就首接說不想去唄，反正你爸也不能綁著你去。”

“首接說他不就火了？”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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