驢車走了三天。

第一天翻的是青田往外那幾道矮嶺，路還算平。二叔的驢車吱呀吱呀，車軸上了油，聲音倒不刺耳，反倒像誰在旁邊哼著沒調的小曲。三郎坐在車幫上，腿邊擱著一口小木箱，裡頭裝的是五十個竹籃、三十個竹杯、十個竹篩，還有他娘塞的一包蜜棗，用粗布兜著，棗味從布縫裡一點點滲出來，甜裡帶點曬焦的苦。風從車後頭追上來，先是泥土和稻草的味，到中午就變成了曬熱的碎石子味，混著驢屁股上那點騷氣。三郎嚼了一顆蜜棗，甜得發膩，正好壓住胃裡那點說不清的空——不是餓，是上路的人常有的那種空，像鞋裡進了顆小石子，不疼，但走一步硌一下。

第二天路過楓橋鎮。三年前他跟二叔來趕集，在茶坊門口站了一炷香看老闆的生意經。這回沒停，只在鎮口茶館外頭喝了碗粗茶。跑堂的是個半大孩子，跟他當年一般大，端茶的手還在抖，茶水在碗沿晃，灑了半滴在袖口上，孩子臉一紅，低頭用圍裙去擦。三郎看那雙手，想起自己四歲在田埂上畫水渠那雙手——也是這麼抖，但畫出來的線不抖。話說回來，人這輩子手抖不抖，跟年歲沒關係，跟心裡慌不慌有關係。他多給了兩文錢，孩子愣了愣，鞠了個不標準的躬。

第三天翻過最後一座丘陵，下坡的時候二叔勒了勒驢，車軲轆碾過碎石子骨碌碌響，揚起一路灰。三郎先聞到的不是看見的——是一股味，鹹的，潮的，像有人把整缸鹽撒在風裡吹過來，往鼻子裡鑽。然後丘陵的影子退下去，他看見了海。

不是河，不是湖。是海。水面從腳下一直鋪到天盡頭，灰藍色，遠處跟天黏在一塊兒，分不出哪是水哪是雲。海浪一下一下拍在岸邊的石牆上，啪、啪、啪，節奏比村口老槐樹上的蟬還穩。他站在碼頭上，嘴裡灌滿了鹹味的風，眼睛被陽光刺得半眯著，腦子裡那根繃了三年的弦忽然鬆了一扣。原來祖父說的“山那邊、海那邊”，是這個。祖父這輩子沒見過的，他十六歲見著了。

“操，”他小聲罵了一句，不是罵誰，是這景象太大，嗓子眼擠不出別的詞。

溫州港比他上次跟二叔來時更熱鬧了。上回來還是去年科舉間歇，這回碼頭邊多了兩艘新福船，船頭蹲著銅炮，擦得發亮，炮口朝天，不是擺設——老海商說過，海上真能開火，佛郎機的船不是吃素的。碼頭工人扛著貨從跳板上跑上跑下，赤膊，脊樑上全是汗珠子，在太陽底下反光，汗味混著魚腥和桐油，燻得人睜不開眼。喊號子的聲音粗啞，混著海鷗的尖叫和海浪拍石岸的悶響，吵得人腦仁發脹，可三郎覺得這吵法比考場裡翻卷子的沙沙聲好聽。考場裡那點響動，聽著像催命；碼頭上的響動，聽著像活氣。

碼頭邊擺著一排木箱子，有個瘸腿的賬房先生坐在其中一隻上，面前一張矮桌，桌上擱一把算盤和一本翻得起毛邊的賬簿。他嘴裡叼著一根蘆葦杆——不是煙，是蘆葦，大概買不起菸葉。風把他花白頭髮吹得亂七八糟，他也不抬手理，只顧盯著賬本上那一串墨字，手指在算盤上噼裡啪啦打，算珠撞算珠，又脆又急。

“你們青田來的竹器？”他頭都沒抬，打出一串數字，“上次有個姓汪的跟我提過——說你賣竹籃送竹杯。這個主意在日本航線能不能用，得看你敢不敢。”他抬起頭看了一眼三郎，眼角的皺紋擠成一堆，“你多大。”

“十六。”

“十六歲就敢在明朝集市上搞買五送一——你以後會是個好商人。但海上跟岸上不一樣。”他把蘆葦杆從嘴角拿下來，用指尖轉了轉，“岸上你賣竹籃送竹杯，多送一個虧一文。海上你多裝一個竹籃——船費漲三文。送不起。所以海上不送。海上靠品質。你的竹器編得比別人好，日本人就多出三倍價。編得不好——虧掉整船。”

三郎把這段話記下了。不是記在紙上，是記在腦子裡那塊專門放“生意規矩”的地方——前世在國會農業委員會聽聽證會，他也是這麼記的，誰說了什麼、背後站著誰、哪句話是虛的哪句是實的。這老頭的話，實的多。他順著話頭問了一句：“那日本人認不認得編得好不好？”

“認得。”老頭把蘆葦杆重新叼回去，“日本那邊的茶人，手比眼睛還尖。你編的籃子他拿起來轉一圈，紋路斜不斜、竹子韌不韌，全在指尖上。你糊弄不了。”他頓了頓，“不過話說回來，糊弄不了也好——逼著你把活做細。岸上的人好糊弄，岸上的貨越做越糙。”

。宜便這沒上海。空越講越說演的客政些有，弄糊好民選些有，選競世前。懂他理道這。頭點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