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港幣，一分不少。富哥就是爽快人。”

劉富貴面色不變：“下次有好苗子再找我。”

馬仔道了謝，轉身走了。門關上之後，劉富貴重新坐下來，把那沓港幣又數了一遍，放回信封。劉湘在一旁看著，心裡暗暗算了一筆賬——兩千港幣，這在1980年的香港是什麼概念？

他上一世做過功課，1980年的香港，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大約在一千到一千五百港幣之間。建築工地的小工日薪三十到四十港幣，餐廳服務員月薪七八百港幣，工廠女工踩衣車一個月能賺九百到一千二。兩千港幣，差不多是一個藍領工人兩個月的工資，相當於一個文員一個半月的收入。劉富貴眼睛都沒眨一下就給了蛇頭兩千港幣，這說明他在香港混得確實不差——至少月收入遠在這個數字之上。

劉湘想起自己在內地的時候，原身的父親劉海在公社幹一天活，工分折算下來不到八毛錢人民幣。按照當時的黑市匯率，一塊港幣能換兩到三毛人民幣，兩千港幣就是四五百塊人民幣——劉海得不吃不喝乾將幾年才能攢下這個數。這就是差距，赤裸裸的差距，這還是官方定的匯率，實際黑市差距更大。

劉富貴見劉湘盯著信封看，以為他在好奇，便隨口解釋了一句：“這條線就是這個價，少了人家不幹。你以為蛇頭好做？買艇、打點、風險，哪樣不要錢？他們賺的也是刀口上的錢，萬一被水警抓到，蹲三年牢回來，什麼都完了。”

劉湘點了點頭，沒有接話。

劉富貴又抽了一口煙，打量著劉湘：“你先在我這兒住下，明天我帶你去辦身份證。記住了，不管誰問你，你就說你是從內地來投親的，是合法入境的，別說偷渡的事。現在政策變了，港英政府搞了個什麼‘抵壘政策’，說是隻要你成功到了市區，登了記就能拿身份證。你運氣好，趕上了這趟車。”

“抵壘政策”劉湘知道，港英政府在1979年宣佈，來自內地的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進入市區並接觸到香港的親友，就可以登記領取香港身份證，不會被遣返。這個政策從1979年一直執行到1980年10月，中間有將近兩年時間，吸引了大量偷渡客湧向香港。但劉湘不知道的是——他穿越過來的這個時間點，距離這個政策結束只剩下不到一週了。

劉富貴當然也不知道。他只知道眼下還能辦，得抓緊。

“早點睡，明天一早出門。”劉富貴指了指靠牆的一張摺疊床，上面鋪了張薄毯子，就是劉湘今晚的床鋪。

劉湘躺下來，身體像散了架一樣，但腦子卻異常清醒。天花板上有一盞沒有開的老式吊燈，燈罩上落滿了灰塵。窗外遠處傳來夜班巴士的引擎聲，間或有幾聲狗吠。這個城市在凌晨三四點還沒有完全入睡，就像一臺巨大的機器在低速運轉，發出嗡嗡的低鳴。

想起了陳麻子在船上說的那句話：“到了香港，你就不再是農民了。”這句話對一個1980年的內地農村少年來說，意味著身份的跨越、階層的躍升、命運的改寫。對劉湘來說，意味著更多——他知道接下來十年會發生什麼：改革開放、中英談判、香港股市大牛市、房地產起飛、大陸市場的全面開放。自己帶著這些知識穿越回來，如果還不能在香江闖出一番名堂，那就太對不起這趟穿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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