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武德皇帝此番安排，看似人員調動繁雜，實則是一盤脈絡清晰、制衡精妙的棋局，將朝堂上圍繞三位成年皇子的角力，巧妙地平移並控制在了北伐之戰的大框架下，且始終將最終的主導權緊緊攥在自己手中。

首先，武德皇帝對太子一系分而用之，既予且制。

俞伯陵是太子系的定海神針，德高望重，精通政務，留其輔佐太子監國，既能確保後方政務平穩執行，給予太子實際鍛鍊和展現能力的機會，又因其是文臣，主要影響力在政務系統，對軍權涉足不深，避免了太子在京畿軍權上坐大。

而將太子系的武將代表長樂侯鄭秉泰帶離京師，既削弱了太子在京的直接軍事臂助，防止其有異動可能，又將太子勢力引入了北伐前線，讓其有機會在戰爭中建立功勳或承擔責任，其表現好壞，直接關係到太子系的榮辱。

武德這麼做的目的就是分割太子勢力，文武臂助一留一帶，使其難以形成穩固的小朝廷，必須仰賴皇帝的安排和前線戰事的進展。

其次就是對三皇子一系既抬又壓，雙重保險。

讓三皇子參與輔政，是給予了其僅次於太子的政治地位和曝光度，鼓勵其政務能力。

同時，將其鐵桿支持者、掌握實際兵權的平遠侯司馬韜留在京師掌握部分軍權，這看似是賦予三皇子系重大權柄，實則是一把雙刃劍。

一方面，這確實增強了三皇子在京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司馬韜也成了懸在太子頭頂的一把劍，形成對監國太子的強力制衡，迫使太子行事必須更加謹慎公允。

而司馬韜本人及其軍隊，也處於皇帝遙制之中，且其家人、根基多在帝都可為牽制。

另外將三皇子系的文官首領秦明禮帶在身邊，一石多鳥。

其一，可隨時諮詢政務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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