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十幾日，薛剛隔兩三天便來四方館坐坐，有時帶阿史那骨篤去洛陽的街市上轉轉，看鐵匠鋪子裡叮叮噹噹地打農具，看餅鋪裡新出爐的胡餅冒著熱氣，看城郊的田壟上一群半大孩子在挖薺菜。阿史那骨篤看得很仔細，連餅鋪老闆娘擀麵的手法都要停下來看一陣。有一回他指著田埂上一家祖孫三代說：“那個老人，那個年輕人，那個孩子——你們中原人三代人住在一起，一輩子不分開。我們草原上的人，一輩子都在分開，小時候跟父母分開，長大了跟兄弟分開，老了跟子女分開。”

薛剛順著他的目光望過去。田埂上那個老人正彎腰給孫子繫鞋帶，鞋帶是紅色的，在灰撲撲的田埂上格外醒目。他看了一會兒，說：“我們也不是一輩子不分開。但心裡頭裝著同一個地方，走到哪兒都是在一起的。”

阿史那骨篤點點頭，沒再說下去。

第十日，天子的旨意下來了。準突厥和親之請，永結盟好，賞賜綢緞、茶葉、鐵器若干，並允諾互市於靈州、涼州兩處。薛剛捧著旨意去四方館宣讀時，阿史那骨篤率隨行二十餘人跪在院中聽宣。宣畢，阿史那骨篤起身來，雙手接過旨意，轉頭用突厥語對身後隨從說了幾句，隨從們齊聲歡呼了一聲。那聲音不高，但厚實，像草原上的風從遠處推過來，撞在四方館的院牆上，又彈回來。

當晚薛剛設宴為阿史那骨篤餞行。宴席設在四方館偏廳，菜色簡單，不過幾道清淡的時蔬和一碟醬肉，酒是洛陽本地的米酒，溫在銅壺裡，入口綿軟。阿史那骨篤喝了兩碗，臉上泛了紅，舉著碗對薛剛說：“我回去以後，要把在洛陽看到的一切都講給可汗聽——你們的田地、你們的鋪子、你們的孩子和老人。我要告訴他，中原人不是來打仗的，他們是來過日子的。”

薛剛把自己的碗端起來，跟阿史那骨篤碰了碰，碗沿發出一聲清亮的響。他說：“日子是要慢慢過的。就像種地，春種秋收，急不來。你們草原上的牧草，也是一年一年長起來的，對不對？”

阿史那骨篤仰頭把碗裡的酒喝盡了，放下碗，抹了抹嘴角，忽然正色道：“薛將軍，我有一個請求。你能不能給我寫一幅字？就寫你方才說的那幾個字。”

薛剛愣了一下：“哪幾個字？”

“春種秋收。”阿史那骨篤說，“我想掛在帳子裡頭，每天醒來都看一眼。”

薛剛靜了一瞬，點了點頭。他叫人取了筆墨來，就在宴席的案上鋪開一張宣紙，蘸飽了墨，懸腕寫了四個字。筆鋒沉穩，橫平豎直，那個“收”字的最後一捺收得穩穩的，不急不緩，落下去正好在紙面正中。他想起父親說過“這個‘義’字的最後一捺收得有些急了”——但此刻他寫的不是“義”，是“收”。收是要慢慢來的，就像這一天一天的日子，就像這十幾天裡跟阿史那骨篤說的那些話，一句一句地搭起來，搭成一座橋。

阿史那骨篤接過那幅字，小心翼翼地吹乾墨跡，卷好，用自己那條舊腰帶捆了，擱在案頭最裡側。他拍了拍那捲紙，對薛剛說：“等我回了草原，讓可汗也看看。我們突厥人認好字，就像認好馬一樣，一眼就看得出來。”

薛剛笑了笑，給他添了酒。窗外夜風起了，吹得院中那棵老槐樹的葉子沙沙地響。他側耳聽了一陣，想起老宅院裡那棵棗樹，想起滿樹的棗花白得像雪，一片一片落進王氏的衣襟裡。

送走阿史那骨篤那日，洛陽落了今冬頭一場薄霜。薛剛站在四方館門口，看著突厥使團的車馬沿著官道一路往北去了，塵土揚起來又被霜氣壓下去，漸漸遠成一排模糊的影子。阿史那骨篤走前把刀鞘上那顆綠松石撬下來，塞進薛剛手裡，說了一句“留著作個念想”，便翻身上了馬，頭也不回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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