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陳，江西撫州人。我要講的這件事，埋在我心裡三十年了。我叔叔叫陳海生，村裡人都叫他“傻子海生”。他不是天生傻，是六歲那年發高燒，燒壞了腦子。說話不利索，走路歪歪扭扭，一隻手總蜷著，伸不直。可人不壞，見人就笑，幫人搬東西，幹些零碎活兒。我爺爺兄弟三個，最小的弟弟陳海生一直跟著我們家過。我爹是他大哥，管他吃，管他住，但不太管他死活。

那年我七歲。村裡要修一座新橋。

老橋是清朝留下來的石拱橋，那年發大水沖垮了，沖走了三個趕集的人。村裡出錢修新橋，請了縣裡的施工隊。可那橋修了三次，塌了三次。第一次橋墩剛澆好，第二天就裂了，裂紋從底到頂，像被人用刀劈的。第二次橋面鋪到一半，支架倒了，砸傷兩個工人。第三次更邪乎，打樁機掉進河裡，怎麼撈都撈不上來。包工頭找潛水員下去看，潛水員下去不到五分鐘就上來了，臉煞白，說什麼都不肯再下去。包工頭問他看見什麼了，他搖頭不說，當天就結了工錢走了。

包工頭姓趙，四十來歲，走南闖北修了半輩子橋，從沒見過這種事。他託人請了隔壁縣一個姓賴的風水先生來看。賴先生圍著河邊轉了三圈，又蹲下來摸河底的泥。泥是黑的，臭的，像爛了多年的淤泥。賴先生捏了一撮在鼻子底下聞，臉色沉下來，說了句：“橋底下有東西，怨氣太重。要鎮。”

趙包工頭問怎麼鎮。賴先生蹲在地上，拿樹枝畫了個圈，又畫了一橫，說：“打生樁。”就是找個活人，埋進橋墩裡，拿活人的命壓住底下的東西。

趙包工頭一開始不敢，說這是犯法要槍斃的。賴先生說：“你修三次塌三次，再修不好，死的就是你。”趙包工頭咬了咬牙，說行。可找誰？賴先生說：“找八字輕的，陽氣弱的，最好是家裡人不要的。活人祭橋，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當樁。”

那天下午，趙包工頭跟我爹在河邊說話。我就在旁邊玩泥巴。我聽見趙包工頭壓低聲音說：“老陳，村裡不是有個傻子嗎？”我爹沒說話。趙包工頭又說：“一條命換一座橋，全村人都念你的好。再說了，你弟弟活著也是受罪，早走早投胎。”我爹還是沒說話。可我看見他點了根菸，煙抽到一半，他把菸頭往地上一摔，站起來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說：“什麼時候要？”

那天晚上，我聽見我爹跟我娘在屋裡說話。我娘哭，說不行，太缺德。我爹說，一條命換一村人的路，值了。再說了，海生活著也是受罪，他傻，他什麼都不知道，走了也不疼。我娘哭得更兇了，說那是一條命，不是個物件，你親弟弟，你怎麼下得去手。我爹拍了桌子，說這事就這麼定了。我娘摔了一個碗，碎片濺到門外面，把我嚇得縮回了被窩。

第二天傍晚，天還沒黑透。我爹破天荒地給傻子叔叔買了一碗餛飩。是從鎮上那家老字號買的，皮薄餡大，湯裡飄著蔥花和蝦皮。叔叔蹲在灶臺邊，端著一個大海碗，吃得呼嚕呼嚕響，鼻涕泡都冒出來了。他抬頭對我爹笑，說：“哥，好吃。”我爹看著他，眼眶紅了，可嘴角繃得緊緊的，像在咬什麼東西。我爹說：“海生，哥帶你去河邊看月亮。”

叔叔傻笑著點頭，站起來，歪歪扭扭跟著我爹走了。我趴在窗戶上看著他們的背影越走越遠，消失在河邊那片蘆葦蕩裡。我記得叔叔穿了一件藍布褂子，洗得發白，後背有一塊補丁。他走路歪，一條腿拖著地，在土路上劃出一道淺淺的溝。

我叔叔再沒回來。

第二天，我爹說，叔叔走丟了，找不到了。村裡人象徵性地找了三天，就沒人再提了。誰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可誰都不說。橋，從那以後修得特別順利。打樁機不掉了，橋墩不裂了，橋面鋪得平平整整，提前半個月通了車。通車那天，村裡放了鞭炮，趙包工頭請我爹上去剪綵。我爹站在橋頭，手裡攥著那把剪綵的紅綢剪刀，手一直在抖。有人問他怎麼了，他說風吹的，眼睛迷了灰。

我那時小，什麼都不知道。可我記得，橋修好之後，我娘再沒去過河邊洗衣服。家裡的水缸，她都要蓋上蓋子，說落灰。她晚上睡覺，總要把門拴緊，窗戶關死，再用被子蒙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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