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屍山血海的年代，不作惡本身就是一種善。石虎殺了多少人？幾十萬。冉閔殺了多少人？二十多萬。桓溫雖然沒殺那麼多，但他為了奪權，也害了不少人。司馬聃呢？他連一隻雞都沒殺過。他這一輩子，沒有下過一道殺人的命令，沒有害過一個無辜的人。他可能不是個好皇帝，但他絕對是個好人。

有人說好人沒好報。司馬聃就是例子。他那麼好，那麼善良，那麼無害，可老天爺讓他十九歲就死了，連個兒子都沒留下。而那些壞人，石虎好歹活了五十西歲，桓溫活了六十多歲，一個個都比司馬聃命長。這公平嗎？

不公平。但歷史從來不談公平，只談事實。事實是，司馬聃生在了帝王家，生在了亂世，生在了桓溫的時代。這三個“生在了”，決定了他悲劇的一生。

如果他不生在帝王家，他可能是一個普通計程車族子弟，讀書、清談、喝酒、寫詩，活到五六十歲，安享天年。如果不是亂世，東晉的皇權不至於那麼虛弱，他不至於被權臣壓得喘不過氣來。如果不是桓溫，換一個忠心耿耿的大臣輔政，他或許能真正做幾年皇帝，留下一點政績。

可沒有如果。命運就是這麼殘酷，把他推到了那個位置上，又不給他任何支援。他就像一個被丟進狼群裡的兔子，狼還沒咬他，他自己先嚇死了。

司馬聃死的時候，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他不知道該說什麼。感謝母親？母親己經夠苦了，他不想再給她添堵。詛咒桓溫？詛咒有用的話，還要軍隊幹什麼？交代後事？他沒有兒子，連繼承人都沒有，交代給誰？

他就那樣安靜地走了，像他活著的時候一樣安靜。

建康城的老百姓聽說皇帝死了，有人哭了幾聲，有人嘆了口氣，有人該幹嘛幹嘛。一個十九歲的孩子死了，不管他是不是皇帝，總是讓人難過的。可難過歸難過，日子還得過。皇帝死了換一個，太陽照樣升起，秦淮河照樣流淌。

褚太后在兒子死後，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宮殿裡，發呆了好幾天。她想起兒子剛出生時的樣子，白白胖胖的，哭聲特別響亮。那時候她覺得，這個孩子一定能活得很好。可誰能想到，他這輩子連哭的權利都沒有。在朝堂上不能哭，在桓溫面前不能哭，在群臣面前不能哭。他只能在沒人的時候，躲在自己的寢殿裡偷偷哭。一個皇帝，活得連哭都要偷偷摸摸，這算什麼皇帝？

司馬聃的一生，像一盞被風吹滅的燈。火苗太小了，小到沒人注意到它亮過。可它畢竟亮過，哪怕只有一瞬間。在那一瞬間，它也發過光，也散過熱。只是那光和熱太微弱了，微弱到照亮不了任何人，也溫暖不了任何事。

回過頭來看，司馬聃這個屬兔的皇帝，和前面兩個屬兔的張寔、石虎構成了三種完全不同的人生。張寔是有為之兔，他主動作為，建立了自己的事業。石虎是亂為之兔，他胡作非為，把自己的基業毀得一乾二淨。司馬聃是無為之兔，他什麼都不做，也什麼都做不了，最後什麼都沒留下。

這三種人生，哪一種更好？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司馬聃至少沒有害人。在那個遍地都是劊子手的時代，這己經很難得了。

史書上對司馬聃的記載很少，少到讓人懷疑這個人是不是真的存在過。但他確實存在過，他哭過、笑過、怕過、忍過。他只是不夠強大，不夠幸運，不夠重要。所以歷史沒有給他太多篇幅，只用幾個字就打發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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