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這輩子，做皇帝做得不算出色，打仗打得不怎麼樣，可有一件事，他做得比誰都好——寫文章。他不僅自己寫，還帶著一幫人寫，寫完了還研究怎麼寫，研究完了還寫成書教別人怎麼寫。他像一隻咬文嚼字的兔子，不吃草，吃字。字比草硬，硌牙，可他嚼得津津有味，嚼出了一部中國文學批評的開山之作——《典論·論文》。

建安年間，鄴城。曹丕還是魏太子的時候，家裡養著一大批文人。這些人不扛槍，不騎馬，不打仗，他們就做一件事——寫詩。寫詩的人多了，就成了一個圈子。這個圈子後來被叫做“鄴下文人集團”，領頭的是曹丕，主力是曹植、王粲、陳琳、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七個人，後世稱“建安七子”。他們經常在銅雀臺上聚會，喝酒，吟詩，互相吹捧，偶爾也互相批評。氣氛很好，好到曹丕後來當了皇帝，還念念不忘。

“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他在《與吳質書》裡這樣回憶。那時候他們多好啊，出門同乘一輛車，坐下挨在一起，形影不離。可後來呢？瘟疫來了，王粲死了，陳琳死了，徐幹死了，應瑒死了，劉楨也死了。建安七子，死了五個。曹丕當上皇帝的時候，身邊己經沒有幾個能一起談詩論文的人了。他孤獨地坐在龍椅上，批著奏章，打著仗，防著兄弟，防著士族，防著一切要防的人。可他的心，還留在鄴城的銅雀臺上，留在那些通宵達旦的聚會里。

他想念那些日子，想念那些人。他把這份想念寫成了一篇文章——《典論·論文》。

《典論》是曹丕寫的一部學術著作，共二十篇，講的是政治、文化、道德各方面的內容。《論文》是其中一篇，專門討論文學批評。全文不到一千字，可這一千字，比曹丕寫的所有詩加起來都重要。因為在這一千字裡，他提出了幾個影響深遠的觀點。

第一個觀點：“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文人互相看不起，從古時候就開始了。曹丕說，這不是因為文人小心眼，是因為他們只看到自己的長處，看不到別人的長處。會寫賦的看不起會寫詩的，會寫詩的看不起會寫賦的，各執一端，互相攻擊。曹丕認為這是不對的。文章有各種體裁，每一種都有自己的特點，不能拿尺子量所有東西。他提倡的是客觀評價，是承認別人的優點，是不以自己的長處去比別人的短處。

這話從他嘴裡說出來，分量很重。因為他是皇帝，是文人圈子裡最大的那個。他說不要文人相輕，底下的人就得聽著。可他心裡清楚，文人相輕是改不了的，因為他自己也會。他看曹植的詩，覺得好，可他心裡酸。酸了就說不出好話，說不出好話就編個理由——“子建的辭賦很華麗，可內容不夠深刻。”這是文人的通病，他也是文人，他也有這個病。

第二個觀點：“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這是《典論·論文》裡最著名的一句話。文章是治理國家的偉大事業，是不朽的盛事。曹丕把文章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他之前，文人寫詩作賦，大多是為了消遣，為了應酬，為了拍馬屁。沒人覺得寫文章比打仗更重要，比治國更偉大。曹丕不這麼看。他覺得，一個人就算活不到一百歲，可他的文章能流傳千年。刀會鏽，劍會斷，可文章不會。文章刻在竹簡上，寫在紙上，印在人的心裡，風吹不走，雨打不爛，火燒不化。

他是皇帝，可他更願意被人記住的是文人，不是皇帝。皇帝的壽命有限，朝代的壽命也有限。曹魏能撐多久？他不知道，可他隱隱覺得不會太久。文章不一樣，文章能活到永遠。他寫《典論·論文》，就是為了讓自己活到永遠。他做到了。一千八百年後，還有人讀他的文章，知道他說過“文人相輕”，知道他說過“不朽之盛事”。比他活得久的皇帝多了去了，可能被人記住的沒幾個。他是其中一個，靠的不是皇位，是筆。

第三個觀點：“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文章的好壞，取決於作者的“氣”。氣有清有濁，是天生的，不是靠努力就能改變的。這個“氣”，後來被叫做風格、氣質、才情。曹丕認為，每個人的氣不一樣，寫出來的文章就不一樣。曹植的氣是飄逸，王粲的氣是沉鬱，徐幹的氣是淡泊，各有各的好，不能放在一起比。這跟他對“文人相輕”的批評是一致的——不要拿自己的標準去衡量所有人，因為所有人的氣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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