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萬曆十年（1582年），朝中發生了一件大事，權臣張居正病重，滿朝文武紛紛前往寺廟為其祈福，唯獨王家屏未參與其中。這一舉動並非出於冷漠，而是體現了王家屏獨立的人格和對權力的清醒認識。七月，他被擢升為洗馬，八月，又升任庶子，這兩次晉升顯示了王家屏在朝中地位的穩步上升。

萬曆十一年（1583年）九月，王家屏主持武試，這是他職業生涯中的又一亮點，顯示出他在軍事教育方面的見解和能力。隨後，他被遷升為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署理翰林院事務，這一連串的升遷不僅體現了王家屏的卓越才能，也反映出朝廷對他的充分信任。

四。入閣輔政

萬曆十二年（1584年）對王家屏而言，是其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轉折點。這一年正月，他被任命教習庶吉士，不久後，晉升為禮部右侍郎，隨即改任吏部右侍郎。年末，王家屏的官職再度躍升，他以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身份，正式加入內閣，參與國家最高層的決策。在內閣中，儘管王家屏的排名靠後，但他處事公正，堅持法度，以剛正不阿的態度贏得了同僚的尊敬。

萬曆十四年（1586年），王家屏因繼母去世而請假丁憂，迴歸故里。兩年後，即萬曆十六年（1588年），在內閣首輔申時行的推薦下，王家屏被召回，但面對聖旨，他以謙遜的態度數次請辭，展現了其淡泊名利的一面。然而，明神宗的堅持最終使王家屏於萬曆十七年（1589年）重返朝堂，以禮部尚書的身份入閣。

入閣後，王家屏不僅積極諫言，還勇於承擔。萬曆十七年（1589年），他請求明神宗在萬壽節接受朝賀，此舉促使神宗短暫露面。然而，當大理寺評事雒於仁以“四箴”疏直言進諫，觸怒神宗時，王家屏挺身而出，上疏申救，甚至自請罷斥，體現了其敢於擔當的精神。此事最終以雒於仁被貶斥為民而告終。

萬曆十八年（1590年），王家屏與申時行等輔臣在冊立太子的問題上與神宗產生分歧，儘管面臨神宗的不滿，他們依然堅持己見，請求立皇長子為太子。這一事件導致申時行等稱病辭官，王家屏則在中間調停，試圖緩解緊張局勢。

到了萬曆十九年（1591年），王家屏的官位再度晉升，被封為太子太保，但他卻拒絕接受。這一年，他與許國一同上 疏 請求明春冊立太子，雖遭神宗拒絕，但王家屏的堅持和正直令人欽佩。許國因此離職，申時行亦受讒言影響而離任，王家屏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了首輔。然而，面對同僚的離去，王家屏並未獨自留任，而是上奏請求辭職，展現了其團隊精神和對原則的堅守。

五。辭官去世

萬曆二十年（1592年）正月，一場圍繞“國本”問題的風波在朝廷內部激盪。禮部給事中李獻可因直言進諫，觸怒了明神宗，遭到降職外放的處分，其餘相關官員也被剝奪了半年的俸祿以示懲戒。面對這一情況，身為內閣首輔的王家屏選擇了站出來，他拒絕執行這一御批，並勇敢地嚮明神宗提出諫議，希望神宗能夠重新考慮這一決定。然而，王家屏的這一舉動反而激怒了神宗，導致他受到責備。在這樣的壓力之下，王家屏毅然決然地上書請求致仕，表達了他不願違背內心原則的決心。

儘管王家屏在二月再次請求退休，但明神宗並未立即批准。直到三月，在經歷了五次上書後，王家屏終於獲得了致仕的許可。離開京城的那一刻，他心中既有對國家的不捨，也有對平靜生活的嚮往。回到故鄉山陰後，王家屏在縣城南邊建造了復宿山房，這裡成了他晚年讀書。思考的靜謐之所，他與兒子王濬初共享天倫之樂，享受著難得的寧靜時光。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當朝鮮戰爭爆發時，王家屏雖已退居鄉野，但仍然心繫國事。他致信經略顧養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建議採取和平的外交策略，避免無謂的軍事衝突，但遺憾的是，他的建議並未被採納。這一事件再次彰顯了王家屏的遠見和對和平的渴望。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當得知明神宗終於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的訊息時，王家屏激動萬分，他為此專門撰寫了一篇《壬寅賀冊立大典疏》，表達了自己的喜悅之情。同年十一月，明神宗派使者前往山陰慰問王家屏，贈送金幣。羊。酒等禮物，這不僅是對王家屏的個人關懷，也是對他為國家付出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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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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