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弘毅沒有繼續追問。他把目光從周文正身上移開，落在站在一旁的陳謙臉上，聲音沉而穩：陳謙，你留在廣州，給我把海關徹底清查一遍。從賬簿到實物，從船名到貨主，從碼頭到貨棧，全部核對。找出那些賬面上的窟窿是怎麼漏的，誰在中間拿了好處、拿了多少、拿了多久。他停了一下，目光轉向周文正，聲音低了一度，周大人，你的人配合陳謙。需要什麼查什麼，不準設定障礙。

周文正躬身抱拳，聲音裡帶著一層被壓得極低的緊張：下官遵命。

正月十二，陳謙帶著六名從寧波跟來的書吏和賬房先生，鎖上了廣州海關的賬房大門，將所有舊檔搬了出來，在行轅偏院中一字排開。他們從第一年的第一本賬冊開始逐一核對，每一筆稅款都追到對應船隻的入港記錄和貨單存根，再與碼頭上貨棧的出入倉記錄交叉驗證。第一天便查出了七筆貨單與繳稅記錄不符的案例，第二天又發現了一批手寫附加頁，那些紙頁被夾在正冊中間，不仔細翻根本注意不到，上面記錄著特批減免的條款，而批文上並沒有廣東布政使司的正式印鑑。

正月十五，元宵。廣州城的燈市從傍晚便開始熱鬧起來，珠江兩岸掛滿了各色花燈，紅黃藍綠的燈籠連成一線倒映在水中，被夜風拂動時像一條流動的彩色綢緞。但譚弘毅沒有去看燈。他坐在行轅正堂中，面前攤著陳謙剛送來的第一輪清查簡報，數字和名字被用細密的字型列在紙面上，像一排被從沙土中慢慢刨出來的骨頭，每一段都指向同一個方向——那些特批減免的背後，是一個盤踞在廣州海關多年的小型利益圈子，由海關主事、兩三個書吏和幾位專做西洋生意的牙行掌櫃組成。他們用偽造的貨單和虛報的船名把實稅壓到最低，差額被分批裝入私囊，再用的形式向上維持著那種誰也不捅破的默契。

正月十六，譚弘毅親手簽發了六道革職令。三道發往海關衙門，將三名直接涉案的主事和書吏撤職查辦；一道發往布政使司，要求周文正在三日內提交一份關於海關監管漏洞的整頓方案；一道發往廣州知府衙門，要求重新編配碼頭稽查人員；最後一道是給陳謙的——任命他為廣州海關臨時監察使，全權負責海關賬目的重新整編和關稅徵收流程的重建。

那道革職令貼出時，廣州海關正堂中原本擺著紅木賬櫃的位置被清空了，換上了陳謙從寧波帶來的新式賬簿和一套按船名、貨名、日期、稅額四項分類的索引體系。他在正堂中搭了一排長桌，讓六名書吏從第一本舊賬開始重新登入，將三十年的積弊逐一拆解、重新編碼。那些習慣了舊日做法的海關書吏們看著他做事的方式，彼此交換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後各自低下頭，不再抬頭。

正月十八，譚弘毅在行轅中召見了幾位在廣州久居的葡萄牙商人。他們不是軍火販子，經營的都是香料、藥材、鐘錶和玻璃器皿的合法生意，在大朝做買賣少則三年、多則十年，當中有人甚至能用流利的粵語跟碼頭上的腳伕討價還價。譚弘毅在他們面前攤開了一份新制的木牌——寸半厚、巴掌大，正面燙著一個字，背面刻著二字，上下各有一行編號。

這是特許貿易牌。譚弘毅將其中一塊推到了離他最近的那位葡商面前，開口時聲音不高卻字字分明，持此牌者，可在大朝指定港口優先停泊、優先查驗、按固定稅率繳稅。不持此牌者，仍舊按舊規排隊，查驗順序在後，稅率也可能略有浮動。他停了一下，看著桌對面幾張或驚喜或審慎的面孔，第一批發出十面。以後每半年稽核一次，若有違規行為，立即收回，永不補發。

那位接過木牌的葡商翻轉著端詳了片刻，手指沿著二字的邊緣緩緩劃過，然後抬起頭，用帶著濃重口音的粵語說了一句，聲音裡帶著一種被給予了明確規則之後如釋重負的輕快：大人，這個好。這個比那個……暗裡的規矩，好。

譚弘毅微微點頭，沒有多說什麼。

正月二十二，譚弘毅啟程離開廣州北上。臨走那天清晨，珠江上籠罩著一層薄薄的霧，水面上浮著幾片木棉花初綻時落下的赭紅花瓣，在灰白色的晨霧中像幾點被揉碎了的胭脂。他站在碼頭上，身邊站著周文正、陳謙和幾位廣州府的主要官員。晨風從江面上吹來，帶著早春特有的溼潤和微涼的氣息，吹動他袍服的下襬輕輕拂動。

譚弘毅轉回身，看著廣東布政使周文正，聲音不高不低，卻帶著一種在經過了半個月的清查和整頓之後形成的、不容打折的篤定：

半年後我再來檢查。海關的賬我要一本本地翻，碼頭的船我要一艘艘地看，新制的特許牌發放情況我要逐戶核實。若還是老樣子——他停了一下，那短短的停頓像一枚被擱在天平末端、剛剛好讓秤桿從水平偏向一側的砝碼，你自己看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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