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這件事，本應是紮根本土、滋養人心的百年大計，而今卻常見三種病症：一曰思想上的“失魂”，盲目尾隨他人話語，將異域的思潮奉為主臬；二曰體系上的“失根”，學校如商鋪，知識如貨品，教育的內在邏輯被市場的算盤聲淹沒；三曰道路上的“失向”，自家的田不深耕，卻總惦記著別家的犁，忘了腳下的路該怎麼走。這些病症交織一處，便生出了所謂“白左化”、“產業化”與“過度西化”的藤蔓，它們纏繞著教育這棵大樹，看似枝葉繁茂，實則可能傷及根本。今日，我們便來冷靜地剖開這些藤蔓，看看裡面的肌理。

先看這“白左化”的苗頭。它並非空穴來風，而有其生長的土壤。近年來，高校文科比例一度膨脹，文理科比例從過去的3比7趨近持平甚至倒掛。這背後，原因複雜。辦學成本低是一面，社會心態是另一面——不少家庭仍覺“學文”便是當白領、搞管理，是條輕省路。比例一變，學生結構也隨之而動，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在某些層面超越了男性。這本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但若教育與就業市場脫節，便衍生出新的問題。一些文科專業受市場歡迎程度不及理工科，部分學生畢業後面臨困境，理想與現實間的溝壑，有時會轉化為對社會的激憤情緒。更值得深究的是思潮的嫁接。有人將歐洲社會某些與社會運動緊密繫結的議題，如極端的環保、動保、難民福利等，籠統歸為“白左”，並認為這種風氣正透過教育領域，特別是經由某些人文社科的學術路徑影響我國青年。這裡的關鍵，不在於討論這些議題本身是否具有價值，而在於我們是否在不加消化、不加批判地全盤接受一套與自身歷史階段、社會主要矛盾並不完全契合的外來價值體系，並以此為標準來裁剪中國的現實。教育研究領域對此有深刻揭示：許多研究者習慣於移植西方的教育學概念和理論，模仿其研究正規化與表述方式，甚至將西方的學術標準奉為評價自身成果的圭臬。這便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失魂”。它信奉西方普世主義，認同抽象的“均值人”假設，追求所謂“科學客觀主義”，卻往往忽略了中國教育問題特有的複雜性、歷史性與文化性。這種研究，看似“客觀”“先進”，實則是用他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子，既不“講理”（不符合中國實際），也不“動情”（無法觸及本土經驗與情感）。當我們的青年才俊，在最富創造力的年紀，學習的卻是如何用西方概念框架來解構中國故事，而非從中國大地汲取智慧去構建自己的敘事，這長久的隱患，關乎一代人的精神歸屬與文化自信。

再看這“產業化”的浪潮。產業二字，本無原罪。教育與產業結合，培養實用之才，是強國所需。國家正大力推動產教融合，倡導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的銜接。然而，問題出在“化”字上——當教育的一切環節都被市場的邏輯所主導、所“化”掉時，教育的本質便開始漂移。市場的邏輯是逐利與效率，而教育的核心是育人，是“立德樹人”，是人的全面發展。兩者固有交集，但絕不能等同。眼下的景象是，教育產業的規模空前龐大，相關企業數以百萬計，且逐年增長。線上教育、教培行業在技術賦能下迅猛發展。這本是拓展教育資源的利器，但若導向偏失，利器亦可傷身。一些機構，包括部分學校，其行為已赤裸裸地將教育降格為一場生意。為了招生宣傳、爭奪生源，有的學校竟將新生軍訓變成一場“懟臉直播”，將未成年學生汗流浹背的狼狽瞬間當作吸引流量的道具，在數萬陌生人的圍觀中呼喊學生姓名，莊嚴的教育儀式淪為低俗的網路消遣。這哪裡還有半點教育的尊嚴？這分明是將學生物化為教育商品，是教育者自身主體性的淪喪。再看高等教育領域，曾有一種名為“獨立學院”的辦學形式大規模興起，它名義上是公立高校與社會力量合作，實質卻高度依賴學費運營，是一種“公私混合”的奇特產物。它的誕生，源於擴招背景下教育資源不足的現實，也體現了市場機制的嵌入。但它也凸顯了教育邏輯在政府邏輯與市場邏輯之間的依附與搖擺。當教育過於貼近市場的“錢口袋”，其公共性與公益性便受到侵蝕。更深層的產業化，體現在全社會教育評價的功利化取向。基礎教育的評價，在許多地方被簡化為“清北率”。一個縣城裡，計程車司機都能精準說出本地高中考上清華北大的學生數量。學校圍著“尖子生”轉，教師獎金與“清北生”掛鉤，這導致教育資源嚴重傾斜，加劇焦慮與內卷，與促進教育公平的宗旨背道而馳。這種“以清北論英雄”的狹隘評價，不僅破壞基礎教育生態，也讓高等教育體系失去應有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彷彿千萬學子寒窗苦讀，只為擠上兩座獨木橋。當教育的目的被異化為分數、升學率、就業起薪，當學校的管理越來越像公司考核，當師生的關係摻入消費與服務的色彩，教育中那些關乎理想、品格、審美、體魄的“無用之用”，便被擠壓到了邊緣。這樣的“產業化”，培養出的或許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是熟練的工具人，卻難以培養出心懷“國之大者”、具有深厚家國情懷與健全人格的棟樑。

第三，論這“過度依靠西方式教育”。此“依靠”，非指學習借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主動的學習、有選擇的借鑑是必要的。這裡所說的“過度依靠”，指的是一種精神上的依附與矮化，是缺乏“以我為主”的底氣與自覺。這在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領域尤為突出。我們的許多學科體系、教材編寫、學術評價，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是在西方設定的跑道上追趕。教育研究領域“西方中心主義”的危機，便是一面鏡子。不少研究者以引用西方理論為榮，以對接國際（實為西方）標準為高，卻鮮少從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傳承、從近代以來波瀾壯闊的奮鬥史詩、從當下鮮活生動的社會實踐中，提煉出屬於自己的核心概念、理論框架和話語體系。彷彿不用幾個西方的術語，文章便不夠“學術”；不套用幾個西方的模型，研究便不夠“科學”。這種心態，導致了知識生產的“本土性”和“實踐性”薄弱，原理性和創新性知識相對匱乏。它帶來的後果是雙重的：一方面，我們對於自身教育問題的解釋權，部分讓渡給了源於不同語境的理論，得出的結論常如隔靴搔癢；另一方面，我們失去了為世界教育知識寶庫貢獻獨特東方智慧的能力與機會，永遠處於“學徒”狀態。這種過度依靠，在理工科領域或許體現為對西方技術標準的盲目追隨，在人文社科領域則直接關乎價值與意義的構建。當我們的大學，不能從根本上擺脫對西方學術話語的路徑依賴，當我們的教授，在課堂上更多是複述斯密、韋伯、杜威，而未能系統闡釋中華典籍中的治理智慧、我們又如何能期望培養出文化上自信、精神上自立的一代新人？大學的獨立，不僅在於行政管理上的“去行政化”（儘管這一點至關重要，現行體制下教育行政部門權力過於集中，大學辦學自主權受限的情況仍需改革），更在於思想與學術上的獨立。不獨立，則無大學；無大學，則無大國。這個“獨立”，首要的便是精神與學術的獨立。

這三種現象，並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交織，互為表裡。“產業化”提供了動力和場域，驅使教育向看得見、可計量的“成果”狂奔，這自然容易拾起西方那套高度標準化、可量化的評價工具（過度西化的一部分），也容易接納那些在西方已成“熱點”、便於包裝和傳播的時髦思潮（“白左化”的渠道之一）。而“過度西化”所導致的主體性缺失，又使得我們在面對產業化浪潮和外來思潮時，缺乏基於自身文化的定力與鑑別力，容易隨波逐流。其共同的根源，在於我們在追求教育現代化、國際化程序中的某種“焦慮”與“失重”：急於趕上，卻有時忘了為何出發；放眼世界，卻有時看不清自身座標。

那麼，出路何在？批判不是為了摧毀，而是為了建設。我們必須樹立起屬於自己的、獨立的教育系統。這個系統，絕非閉關自守，而是以我為主，融通中外。

首先，教育的靈魂，必須深深紮根於中國的土地與文明。這意味著，我們的教材、課程、學術研究，要敢於並善於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要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中提煉經驗，要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火熱生活中發現真問題。教育研究，當“以中國為主體，從本土文明中尋求教育學術自立”。語文課，不能只是教學生賞析歐美的現代派，更要讓他們領略《詩經》的質樸、唐詩的璀璨、《紅樓夢》的深邃。歷史課，不能只講羅馬興衰、啟蒙運動，更要講清楚中國何以成為中國，講清楚中華民族的磨難與輝煌、奮鬥與夢想。哲學社會科學，要著力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其次，教育的實踐，必須牢牢緊扣國家的需要與人民的期盼。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仍是至理名言。產教融合、科教融匯的方向是正確的。但必須明確，產業是教育的“服務物件”之一，是“合作方”，絕不能成為教育的“主導者”和“指揮棒”。教育有其自身規律，育人是其根本。我們要培養的，不僅是能迅速適應某個崗位的“螺絲釘”，更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能夠適應未來產業變革、甚至引領變革的“生力軍”。因此，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要融通，避免過早的剛性分流。高等教育要分類發展，研究型、應用型、職業技能型高校應各安其位、各展所長，形成豐富多元的生態，而不是所有人都去擠“研究型”的獨木橋。要堅決破除“唯名校”、“唯學歷”的用人導向，以及“以清北論英雄”的畸形評價，讓每一所辦出特色的學校、每一種適合個人的成才路徑都能獲得尊重。

再次，教育的主體，必須真正歸還給學校與教師。要持續推進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落實和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讓教育家辦學成為可能。同時，要大力弘揚師德，扞衛教育的尊嚴。像“直播軍訓”這類將教育娛樂化、商業化的行為，必須予以嚴厲的倫理批判與制度約束。教師的心中，當有一把戒尺，量的是學問，更是品行；學校的門口，當有一道屏障，擋住的是資本的過度侵擾與流量的低階趣味，守護的是一片滋養心靈的淨土。

最後，教育的眼光，應當自信而平等地看向世界。我們學習西方，是站在平等地位上的借鑑，是“以西方為參考，批判地接受”。要學其精華，明其侷限。對於各種外來思潮，要有分析、有鑑別，適合我國國情、有助於解決我們實際問題的，便吸收；水土不服、甚至包藏禍心的，便堅決抵制。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有志氣、有能力，將中國教育成功的實踐，將其中蘊含的智慧，提煉成理論，傳播給世界。當我們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能為更多國家提供參考時，我們才算真正建立了獨立的教育系統。

路漫漫其修遠兮。教育的革新，比任何一項社會工程都更需要耐心、定力與遠見。它急不得，因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它更亂不得，因為方向一偏，貽誤的可能是整個民族的未來。今日所言，雖顯犀利，其心赤誠。唯願教育能早日祛除虛火，迴歸本真，深深紮根於中國大地，昂首自立於世界東方，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身心強健、精神飽滿、腳踏實地的建設者與接班人。如此，則教育幸甚，國家幸甚，民族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