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的手，媽媽的腳，我們永遠的生命支架。難道，這些天要漸漸地冷卻了嗎？

我一動媽媽的手腳，她肩頭的被子就有點滑落，馬蘭趕忙去整理。肩頭，媽媽的肩頭，更是我家的風雨山脊。

有關媽媽肩頭的記憶，那就更多了。例如，我曾寫過，“文革”中有一次我從農場回家，吃驚地看到一張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動移位。細看之下才發現媽媽一個人鑽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馱桌子。家裡的人，有的被關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沒有一雙手來幫她一把，她只能這樣。

“文革”結束後，公道迴歸，被害的家人均獲平反，我也被選拔為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但是，不管聲名如何顯赫，我的衣食負擔還是落在媽媽肩上。直到今天，集體宿舍的老鄰居們還都記得，我媽媽每隔幾天就肩背一個灰色的食物袋來為我做飯，後面還跟著爸爸。

現在，很多當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個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搶著出版我那時寫的學術著作。但是隻有我知道，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蒼老的肩膀扛著，直到馬蘭的出現。

說到這裡，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媽媽一生的微笑和靦腆，絕不是害怕。躲避。無能。平庸。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種特殊的強大。

媽媽讓我懂得，天地間有另一種語言。記得當年爸爸單位的“革命群眾”每隔幾天就會來威脅媽媽，說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黨罪行”就會“死無葬身之地”。媽媽每次都低頭聽著，從不反駁一句，心裡只想著下一頓飯能找一些什麼來給孩子們吃。後來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媽媽陪著祖母去料理後事，當地的“革命群眾”又在一旁厲聲訓斥，媽媽只是捧著骨灰盒低頭沉默，隨便他們說什麼。

幾十年過去，現在我們都知道了，媽媽的沉默是對的。那些“革命群眾”不值得辯論。一辯論就進入他們的邏輯系統，必定上當。媽媽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只有沉默，才能為天道天理讓出位置，才能為歷史裁判留下空間。

媽媽心中的天道天理，比我們常說的大是大非還要高。媽媽並不否認大是大非，例如，在“文革”災難中，她和我都知道，只要我去與造反派疏通一下，表示服從，爸爸的處境也許會改變，但我堅決不去疏通，她也贊成我這麼做。又如，她知道我曾經到一個出版社單獨與“工總司”暴徒對峙，又冒險悄悄地主持了上海唯一的周恩來追悼會，她都沒有阻止我，只說“做事不大聲，做完就走人”。

但是，這些事，還不是她心中的終點。她的終點聽起來很平常：不管別人怎麼鬧，都要好好活下去。

在這一點上，媽媽顯然高於爸爸。爸爸是典型的儒家，相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成天要為正義挺身而出，為此受盡折磨。直到十年前，還被廣州。上海。天津的三份誣陷我的報刊活活氣死。他臨終床頭那幾份報刊上的顫抖筆畫，便是生死遺命。其實爸爸和媽媽同齡，媽媽能夠多活十年，原因之一，是她壓根兒不聽那些惡言。因此，這些惡言只能折騰爸爸，卻無傷媽媽。

針對這個對比，我曾經說過，我是中國人，當然忘不了殺父之仇；但我又是媽媽的兒子，懂得絕不能讓自己受惡言操控。我想，朋友們都會認同，我受媽媽的影響更深一些。

很多讀者都奇怪，我為什麼受到媒體間那麼多謠言的一次次圍攻而從不解釋，從不反駁？只要見過我媽媽，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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