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鄲郡守府的臨時書房內，燈火通明。趙朔端坐案前，面前鋪展著數卷關於齊國地理、軍備、內政的簡牘，以及一份墨跡初乾的絹帛奏疏。這份奏疏，便是他應朝廷旨意，草擬的關於齊國動向及晉國東方防務的條陳。

他寫得極為用心。條陳開篇，先以臣子身份，感謝君上信重，賜予參議東方事務之機，隨即筆鋒一轉，首指核心：

“……齊自桓公稱霸，管仲治政，富甲海內，軍容鼎盛。然桓公之後，諸子爭立，內耗頻仍，霸業漸衰。然其國根基雄厚，臨淄之富，冠絕山東；帶甲之士，不下十萬；且擅魚鹽之利，舟楫之便，進可爭衡中原，退可自守海岱。實為我晉國東顧之勁敵，亦為肘腋之患。”

接下來，他結合司寇密查的線索（雖未明言，但暗示了齊國某些勢力“陰結外邦，干預鄰國內政”的跡象），分析了齊國近期可能的心態與動向：

“郤克亂政，我國力有虧，朝局未穩。齊人或視此為我虛弱之機。其國內，公室與田、鮑、高、國諸大族相爭，或有野心之輩，欲借外釁以固內權，揚威於外以懾服於內。故前番刺殺之舉（此處巧妙地將自己遇刺與齊國嫌疑掛鉤，卻不說死），雖無確證，然其心叵測，不可不防。臣料其下一步，若非繼續暗中滋擾，亂我朝野，便可能在外交或邊境製造事端，試探我國反應，甚或聯合他國（如魯、衛、宋等），對我形成東方壓力。”

基於此分析，趙朔提出了應對之策，分為“防”、“備”、“交”三策：

“防策：即刻加強我晉國東部邊境，尤其是與齊接壤之莘、牡丘、清（今山東聊城、德州一帶）等要地防務。增派精幹斥候，嚴密監視齊軍動向，尤其注意齊人可能借‘狩獵’、‘巡邊’之名進行的兵力調動。修繕邊城烽燧，儲備守城器械糧秣。此為基礎，不可懈怠。”

“備策：遴選東境諸郡（如河內、朝歌）可用之兵，加以整頓訓練，組建一支約五千人的機動精銳，駐於東部腹地（如棘津），一旦東境有警，可迅速馳援。此軍須由忠誠果敢之將統領，首屬朝廷調遣。同時，核查東部郡縣武庫、糧倉，清理積弊，確保戰時有物可用，有糧可調。”

“交策：此為關鍵。齊國雖強，然其國內非鐵板一塊，外有強鄰環伺（南有楚、吳越殘餘，西有我晉，北有燕、中山）。我可遣能言善辯之使，密訪魯、衛、宋、曹等國，重申盟好，曉以‘齊強則鄰危’之理，穩固東方諸侯之心，孤立齊國。對燕國，可加強聯絡，共制齊人北顧。對齊國內部，亦可暗中接觸與公室不睦之大族（如田氏），示以善意，使其內鬥加劇，無力外圖。此所謂伐交之上，不戰而屈人之兵。”

條陳的最後，趙朔筆鋒再轉，語氣懇切：

“以上所陳，皆臣管窺之見，伏乞君上與諸公裁斷。臣蒙君恩，牧守邯鄲，自當竭盡心力，推行新政，勸課農桑，督造器用，以實倉廩，以利甲兵。無論東境西陲，皆為國家藩籬，臣願為君上守土安民之石，肝腦塗地，在所不辭。然用兵伐交，事關國運，非臣一人所能專斷，尤需廟堂統籌，君臣一心，方能使外敵懾服，內政修明。”

這封條陳，可謂滴水不漏。既有對局勢的清醒分析（暗示了自己對遇刺背後齊影的洞察），又有切實可行的策略建議（展現了軍事與外交才能），最後還不忘表忠心、強調朝廷決策的重要性（符合臣子本分，且避開了攬權之嫌）。尤其是將“接觸齊國內部不滿勢力”作為“交策”的一部分提出，為他日後可能透過猗頓等渠道與田氏等勢力建立隱秘聯絡，埋下了一個合法的伏筆。

奏疏封緘，以六百里加急送往新絳。趙朔知道，這封條陳遞上去，必會在朝堂引發議論。欒書等人會看到他的“識大體”和“有才幹”，晉景公會看到他的“忠君”與“可用”。而齊國那邊，一旦得知晉國開始系統性地加強東防並謀劃外交孤立，其內部關於是否繼續挑釁晉國的爭論，恐怕會更加激烈。

。報份一上呈，聲悄午趙，心眉了朔趙。深己夜，務公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