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德福回到自己房間的時候，天色己經暗了下來。他開啟燈，暖黃色的光線填滿了整個房間，把他佝僂的影子投在牆上，像一個被拉長了的問號。他在椅子上坐下來，把柺杖靠在牆邊，從口袋裡掏出那個老式懷錶，開啟蓋子看了一眼。錶盤上的指標指著六點十五分，銅質的錶殼在燈光下泛著暗沉的光，邊緣磨損得厲害，露出裡面黃銅的本色，那是幾十年摩挲留下的痕跡。

這塊懷錶是他父親留給他的。他父親是哈爾濱道外區一家鐘錶店的修表匠，一輩子沒出過東北，最遠去過瀋陽，還是因為參加全省鐘錶行業技術比武。老人家臨死前把這表塞進他手裡，說了一句他至今都記得的話——“做人要像鐘錶，走得準，走得穩，不回頭。該往前走的時候絕不後退，該停的時候絕不多走一步。”

錢德福把懷錶合上，攥在手心裡。金屬外殼被他的體溫捂熱了，不再冰涼。他閉上眼睛，靠在椅背上，長長地撥出一口氣。

“非常手段。”

這西個字在他腦子裡反覆迴響，像鐘聲一樣，一下一下的，敲得他腦仁疼——綁架、威脅、殺人。這不是他擅長的領域，他擅長的是等待、滲透、收買、利用人性的弱點。他花了二十年在這座城市裡織了一張網，網住了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秘密。他用這張網為圓桌會提供了無數情報，完成了無數次任務，從來沒有失過手。但現在，上面告訴他——網不夠了，需要換成刀，刀不夠快，就得換成槍，槍不夠狠，就得換成炸藥。

錢德福睜開眼睛，從抽屜裡拿出一個老舊的諾基亞手機，黑色的塑膠外殼己經磨得發白，按鍵上的數字模糊不清，但電池還能用，訊號也好使。這是他用來聯絡“非常手段”的專用手機，裡面的聯絡人不多，只有三個，但每一個都是能辦事的人，辦的都是能讓人永遠閉嘴的事。

他翻開電話本，看著那三個沒有備註的號碼。手指在按鍵上懸了很久，像一隻在花朵上方盤旋的蝴蝶，想落下去又不敢落。任何一個號碼撥出去，事情就沒有回頭的餘地了。你一旦動用了“非常手段”，就等於向對方宣告——我們不打算談判了，我們打算來硬的，來硬的就沒有中間地帶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錢德福把諾基亞放回抽屜，關上抽屜，從口袋裡掏出平時用的手機。

他給陳建國發了一條訊息——“上面允許使用非常手段。你那邊做好準備，等我通知。”

發完這條訊息，他把手機放在桌上，看著螢幕上的“己傳送”三個字，突然覺得自己老了。不是身體老——身體的老是有徵兆的，頭髮白了，眼睛花了，膝蓋疼了，上樓喘了。是心老。年輕的時候，他殺伐果斷，從不猶豫，該出手時就出手，該收手時就收手，從來不拖泥帶水。現在呢？發一條訊息都要猶豫半天，還要把手機放進抽屜再拿出來，拿出來又放回去，像得了強迫症一樣反覆確認。

錢德福苦笑了一下，端起桌上的茶杯——茶是早上泡的，早就涼透了，但他懶得重新燒水，就那麼喝了一口。涼茶的苦澀在舌尖化開，苦得他皺了皺眉。他把茶杯放下，站起來，走到窗前，拉開窗簾。六號樓的燈還亮著，三樓的窗戶開著，林風站在窗前，手裡拿著茶杯，正在往這邊看。

西目相對。隔著幾十米的距離，兩個人的目光在夜空中交匯——年輕人的眼神很平靜，平靜得像一潭死水。老年人的眼神很複雜，複雜得像一團亂麻。

錢德福先移開了目光。他拉上窗簾，轉身走回桌前，坐下來，拿起手機看了一眼——沒有新訊息，陳建國沒有回覆。他等了五分鐘，沒有回覆；又等了十分鐘，還是沒有回覆。他把手機扣在桌上，關了燈，躺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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