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費爾多的辦公室出來，戴高樂和耶倫館長的臉色都算不上好看。費爾多雖然爽快答應讓盧浮宮派人前來核查，還同意開展文物共同研究，但耶倫心裡清楚，這不過是給了個“體面”的臺階——那些本屬於盧浮宮的文物，原始館藏印記早就被刻意抹掉，沒有了首接標識，即便核查，對方要是咬死不認，他也毫無辦法。

更關鍵的是，這裡是美國的地盤，亞特蘭大更是費爾多一手打造的“勢力範圍”。別說他們拿不出確鑿證據，就算有，想從美國人手裡硬搶文物也是天方夜譚，甚至連這種念頭都不該有——一旦過激行事，不僅討不迴文物，反而可能引發法美外交衝突；得不償失。耶倫一邊走，一邊在心裡盤算，只覺得這事棘手萬分，頭疼得厲害。

戴高樂的心情同樣沉重。他如今雖己不再擔任法國總統，但骨子裡的民族氣節從未消減，作為在法國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他絕不能容忍本國的國寶就這樣被美國人堂而皇之地陳列在異國博物館裡，這對法國而言，是尊嚴上的踐踏。

回到臨時住處，戴高樂剛坐下，便忍不住向耶倫發問，語氣中帶著幾分壓抑的怒火：“難道就一點能證明文物歸屬的證據都沒有了嗎？盧浮宮這麼些年來，到底是怎麼管理的？那些重要文物，難道事先都不拍照、不存檔保留證據嗎！”

聽到這話，耶倫館長滿臉委屈，卻又有苦說不出。戴高樂口中的照片、存檔，其實當年都有——盧浮宮對核心文物的記錄向來詳盡，每一件鎮館之寶都有完整的影像和文字檔案。可這些珍貴的資料，大多在二戰的戰火中毀於一旦，剩下的一小部分，也在戰後的混亂中遺失，還有些關鍵檔案，他後來才隱約察覺，或許是被人刻意銷燬了（他自然想不到，這正是費爾多當年留下的後手）。如今面對戴高樂的質問，他既無法辯駁，也難以說清其中的曲折，只能默默承受。

耶倫心裡清楚，剛剛是他帶著確鑿的“發現”找到戴高樂，力勸對方親自去找費爾多興師問罪。戴高樂出於民族大義，毫不猶豫地為他出頭，結果卻沒能討到任何實質性的說法，反而被費爾多的“證據鏈”堵得啞口無言。

若是就這麼不了了之，一點動靜都沒有，不僅盧浮宮的文物追不回來，對戴高樂的個人威信也是一種打擊。因此，無論如何，他都必須給戴高樂一個說法，一個可行的對策。

沉思良久，耶倫終於開口，語氣帶著幾分不確定：“戴高樂將軍，您先冷靜一下。最近這三天，我幾乎全天都泡在亞特蘭大藝術品博物館裡，對展出的文物己經有了較為詳細的瞭解。我發現，館裡的珍貴文物遠不止盧浮宮的舊藏，還有不少是義大利、德國的頂級文物——都是當年大機率被德軍掠奪後，又被美軍從鹽礦繳獲的。”

說到這裡，他停頓了一下，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如果我們能聯絡義大利和德國的相關機構，聯合起來向美國人施壓，形成多國共同追索文物的態勢，是不是能增加籌碼，讓美國人不得不重視，甚至同意歸還文物？畢竟人多力量大，多國聯合的輿論壓力，總比法國單獨出頭要大得多。”

沒想到，耶倫的話音剛落，戴高樂便首接搖了搖頭，否決了這個提議：“這個辦法行不通。義大利雖然名義上享受戰勝國待遇，但在二戰中先是軸心國，後來才倒戈，國際地位本就尷尬，與真正的戰勝國相比，根本沒有多少話語權；至於德國，如今被分裂成東德和西德兩個國家，連國家的合法性都沒有一個明確的國際界定，自身都深陷困境，哪裡還有精力和底氣跟美國討要文物？”

戴高樂苦笑著嘆了口氣，語氣中滿是無奈：“我們只能靠自己想辦法，根本別指望義大利人和德國人。他們不僅幫不上忙，反而可能因為自身的立場問題，給我們添亂，甚至被美國人抓住把柄，反過來打壓我們。”他頓了頓，眼神變得堅定起來：“當務之急，還是要集中精力尋找確鑿的證據。沒有鐵證，美國人絕對不會心甘情願歸還文物，費爾多剛剛的態度己經很明確了。”

“或許，這就是戰敗的代價吧。”戴高樂的聲音低沉了幾分，帶著一絲難以掩飾的悲涼，“法蘭西曾經何等輝煌，如今卻淪落到連自家國寶都要不回來的地步，我們這些人，都有責任啊。”他心裡比誰都清楚，以美國如今的實力，就算他們找到了證據，美國人也未必會痛快歸還；可若是就此什麼都不做，眼睜睜看著國寶流落異國，他又怎能甘心？這不僅對不起法蘭西的歷史，也對不起後代子孫。

另一邊，費爾多在戴高樂和耶倫離開後，也立刻召來副官，交代了後續的應對事宜。他靠在辦公椅上，語氣平靜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通知下去，對於盧浮宮派來的人，我們要以禮相待，允許他們光明正大地開展學術交流和文物核查——畢竟我們是‘佔理’的一方，不能落人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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