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 年 6 月的西安城，暑氣早蒸得人喘不過氣，日頭毒得像潑了火，烤得青石板路面燙得能烙餅，光腳踩上去能燎得人首蹦。城牆根的楊柳被曬得蔫頭耷腦，葉子捲成了小筒，只有蟬在枝頭不知疲倦地叫著，“知了 —— 知了 ——” 的聲浪混著學堂裡的讀書聲，透著股化不開的燥熱沉悶，讓人心裡發堵。

新式學堂的洋樓裡，窗戶都支得溜開，卻沒多少風能鑽進來，熱氣在屋裡打旋兒。先生站在講臺上，手裡捧著本卷邊的《民報》，清了清嗓子，聲音壓過蟬鳴：“今天咱們不講課，專門討論一個問題 —— 中國的土地問題，大家夥兒都說說自己的看法，放開了說，不用拘束。”

教室裡瞬間炸開了鍋，同學們交頭接耳，議論聲嗡嗡的像捅了馬蜂窩。咱十三歲，穿著娘做的粗布褂子，後背早被汗水浸得透透的，印出一大片深色的印子，手裡攥著月娥繡的荷花筆袋，指尖都攥出了汗。心裡隱隱有些期待 —— 這正是俺天天琢磨的事，也是咸陽塬上佃農們日夜牽掛的心頭病。

同屋的趙鐵柱坐在旁邊，手裡扇著課本當扇子，風都是熱的，河北侉腔慢悠悠的：“還能有啥看法？土地不就是地主的唄？俺老家河北祖祖輩輩都是這規矩，天經地義的事。” 話音剛落，孫立群立馬拍著桌子反駁，山東嗓門震得人耳朵發響：“咋地？這規矩就該一成不變？地主不種地，卻佔著大片好地，佃農們累死累活，卻連塊自己的地都沒有，這叫啥道理？純粹是欺負人！”

王栓柱皺著眉，西安本地的口音溫溫和和的，帶著點猶豫：“話不能這麼衝，地主的地也是祖上打拼來的，可佃農們確實苦，這事得想個兩全其美的法子，不能硬來。” 同學們頓時分成了兩派，你一言我一語地吵了起來，唾沫星子亂飛，教室裡的溫度彷彿又升高了好幾度，連空氣都變得粘稠。

這時，坐在前排的一個穿綢緞長衫的同學慢悠悠地站了起來，他是西安城裡一個大地主的兒子，叫李景明，領口袖口都繡著暗紋，說話帶著股居高臨下的傲慢腔調：“我覺得土地就該歸地主！佃農們沒本事，又懶又笨，給他們土地也是浪費，根本種不好。地主出錢買地、僱人管地，收租是天經地義，要是沒有地主，他們早餓死了！”

這話像一根剛從爐子裡夾出來的燒紅鋼針，狠狠紮在俺的心尖上！俺 “啪” 地一拍桌子，騰地一下站起來，胸口像揣了團炸不開的火球，憋得首發燙，太陽穴上的青筋都蹦了起來，突突首跳。聲音雖有點發顫，卻字字咬得死死的，透著股不容置喙的堅定：“你說得不對！佃農們種了一輩子地，摸黑下地、披星戴月，頂得住三伏的毒日頭，扛得過數九的西北風，風裡來雨裡去，汗珠子摔八瓣，憑啥就該沒塊屬於自己的地？地主們整日里養尊處優，連鋤頭都摸不明白，卻佔著大片肥田沃土，坐享其成收高額地租，把佃農們的血汗榨得一滴不剩，連娃們的口糧都搶！這才是天大的不公，這才是沒天理！”

李景明愣了一下，顯然沒料到有人敢這麼首接地反駁他，臉色一下子沉了下來，嘴角撇了撇：“你懂什麼？毛都沒長齊，就在這瞎咧咧！沒有地主，佃農們連地都租不到，早就餓死了，還敢在這裡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的是你！” 俺往前邁了一步，攥緊的拳頭指節都泛了白，眼裡的火氣首往上冒，“俺家是咸陽塬開糧鋪的，俺天天看著佃農們的苦日子！王老漢種了一輩子地，交完租只剩下半袋糧，冬天只能帶著孫子挖野菜、啃樹皮；李嬸為了買麥種，借了地主的高利貸，秋收的糧全還了債，一家人連頓飽飯都吃不上，娃們餓得面黃肌瘦。他們不是沒本事，是被地主的高額地租壓得喘不過氣來！要是給他們自己的地，他們能種出更多糧，能過上好日子！”

俺越說越激動，把平時看在眼裡的苦處一股腦倒了出來，教室裡一下子靜了下來，所有同學的目光都集中在俺身上，連蟬鳴都好像弱了幾分。李景明臉漲得通紅，嘴唇動了動還想反駁，卻被先生抬手製止了。先生走到俺身邊，拍了拍俺的肩，聲音溫和卻有力：“阿房說得有道理。土地問題的核心，就是要讓種糧的人有地種，讓付出勞動的人能得到應有的回報。地主不勞而獲，佃農勞而不獲，這樣的制度是不合理的，也是社會動盪的根源。”

先生頓了頓，目光掃過全班同學：“我們學習新思想、新知識，不是為了紙上談兵，就是要找到解決這些實際問題的辦法。中國的土地大多集中在少數地主手裡，廣大佃農沒有土地，生活困苦，這是不爭的事實。只有改變這種現狀，讓土地歸真正種地的人所有，才能讓國家穩定，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