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個看起來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接管了奧地利毛特豪森集中營。 他挑選了一個副官，解決了麵粉短缺，和地方官員談判，修了一條鐵路。 他簽發處決命令，制定配額，在採石場邊緣旁觀，偶爾親自動手。 他對食物認真，對效率有病態的執着，討厭混亂，討厭浪費，討厭別人在他面前抽煙。 他不是普通人。但他也不是怪物，至少不完全是。 他管理了那座採石場七年，戰爭結束後，他被蘇軍俘獲，在烏拉爾的雪原上度過四年。1